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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


作者:董志强   时间:2004-10-9   阅读1098次

     农民抛弃土地是因为收入不抵支出;收入低下使农民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农民问题也与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造成农民贫困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了农民自由求富的权利。中国农民最缺乏的,正是致富的自由。
   
    一、不爱土地,只爱利益
   
    中国的农民向来被认为是没有"理想"的,毕生的愿望也许就只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生于斯土,长于斯土,苟全性命于土地,不求闻达于豪富,农民不爱土地爱什么呢?
   
    然而正如不少的媒体指出,不少中国农民似乎已不愿再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去年央视的《经济半小时》曾报道:洪湖市峰口镇唐嘴村,1900亩耕地中就有700亩没人承包,当地政府不得不以每亩30元的价格包给外地人,而这只是村民承包费的十分之一。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12月25日)也报道了土地抛荒,农民离开土地的情况。凡是关注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人们,都明白这一现象已经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
   
    农民为什么要离开土地?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不能得到相应的产出回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农民也不例外。在"不种不亏、越种越亏"的情况下,农民宁愿选择不种地。
   
    唐嘴村的农民算帐如下:承包一亩地330元钱;收获一千斤稻谷,按40元钱一百斤的价格卖,一亩田也就挣400元。除去330元土地承包费和买种子、农药、化肥的花销--大概是140、150元,种一亩田要亏80元左右。安徽无为县凤凰桥乡,100亩地要荒掉80亩,农民全都被迫出去打工。这个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不堪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又被暴力胁迫承担,不得不"逃亡"(新闻稿中的原词--笔者注)到城市打工。而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终于按捺不住,含泪上书,有幸让高层震惊,动情批复。
   
    真是可怜的中国农民。有人这样称呼他们:最贫困的纳税人。
   
    决定人们行为的,不是身份,不是道德,只能是经济利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为农民提供足够的激励。作为中国沉疴的农村问题,较10余年前更沉重地摆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面前。
   
    二、农民,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
   
    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增长的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里,大多数人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这是不能叫做经济发展的。但遗憾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正如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近20年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有的反而下降了。
   
    中国的农民仅仅是上述结论的一个论据罢了。自1985年以来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一直处于社会最低层,且与社会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国中、西部,仍有许多农村地区处于集体贫困状态。去年底就有媒体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9,而国际通行标准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70就是社会的收入分配已经处于极度不公平的状态。农民生活的相对水平下降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不爱土地,农民离开土地,只不过是农民对负担沉重而收入菲薄的一种消极抵抗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不过是被迫的流动罢了。倘若农村能够提供一个发挥农民的人力资本的环境,农民是不需要离开土地的。
   
    与菲薄的收入相伴而来的是,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有力改善,健康与营养的投入不足,农村少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等等。而这些,正进一步成为限制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致使农民难以脱贫。收入菲薄也使得农村家庭抗风险能力低下,一遇到灾害之类风险,便重返贫困。2000年资料:安徽--灾害的发生使大别山区返贫人口增多,安徽省上报的返贫人口达100万人,其中大别山 区的六安就有60多万,远远超过了1999年底15万多的贫困人口;宁夏--由于脱贫基础太脆弱,大多数贫困地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往往一次大的灾害,就可以导致一次大的倒退;陕西、重庆--由于把贫困标准定的较低,因此名义上脱贫但实际上仍处于贫困状态。最近的资料,新疆的雪灾及随后将来的洪灾,也使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农民陷于贫困。
   
    虽然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护社会的公平竞争规则,否则就会损伤经济效率。不,这是没有道理的。并非笔者反对自由主义,而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本身也可能影响经济效率。倘若收入差距远远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社会的各种摩擦和问题就会变得更严重,从而影响经济的进程--近年对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正在说明这一点。更何况,当前的社会规则似乎并没有体现公平竞争,正如许多人们指出,农民在改革进程中实际上承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代价,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
   
    总之,中国经济要发展,绝不能排挤农民,更不能抛弃农民。
   
    三、农村的社会问题
   
    农村问题是一系列的问题。不仅仅包括农民缺乏生产激励、农民收入低下,还包括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常与农村基层干部联系在一起。
   
    浮夸:为了政绩,基层政府不惜欺上瞒下。"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对中国百姓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不少的报道都揭露了,在某些地方,基层干部和政府大?quot;数字文章",于是农民们原本菲薄的收入一下子多起来,甚至立马到了小康。笔者也曾到一个因脱贫成绩显著而闻名全国的县考察,不察则已,一察简直如天方夜谈:县政府在省级组织到来时,为公路沿线的居民配备了彩电,并翻新了房屋,好一派小康景象。但是在那些远离公路的家庭,仍然衣食温饱都成问题。
   
    压榨:农民的负担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承受了大量的非法负担。我们曾到一些落后的农村调查,发现有许多缴费是不合理的摊派;也有报道指出这一点:《羊城晚报》(2000.10.24)报道说,农民人均收入仅及居民三成,中国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更不公平的是,这些收入仅及居民三成的农民却要交纳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及乱摊派。除了不合理的摊派之外,粮食收购保护价也没有得到贯彻,不少地方故意压低良价,农民们有苦难言。
   
    强制:当农民拒绝交纳不合理的费用时,很可能会遭到强制。"农民交不上钱来怎么办呢--'20多人到你家里去,打人,逼着要,逼不出来就用铐子把人带走,关起来打,搬家里的米、彩电、冰箱。'"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12月25日)此外,农民因购价太低不愿将粮食卖给国家,但是一些乡村为收提留统筹,便到田间地头或农户家强收农民余粮,村民叫苦不迭。
   
    愚民:为了防止农民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基层组织不惜采取"愚民"政策,故意不传达上级有关规定,对依赖法律的农民实施打击。甚至,有一个个案是大家都知道的:去年8月,江西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编辑的《减轻农民 负担工作手册》,在农民手中走了一圈,又被强行收走。
   
    黑幕:穷庙富方丈的现象在贫困农村并不鲜见。政务、财务不公开,基层官员贪污腐化,吃喝现象蔚然成风……南方周末(2000.6.2)《一个镇政府的吃喝账》等文章都是这些现象的好注脚。除此之外,农村的黑势力现象也值得警惕。
   
    四、谁妨碍了农民致富
   
    农民贫困,那么是什么妨碍了农民致富?
   
    显然,农民离开土地不是农民贫困的原因,而正是收入菲薄的结果。收入菲薄看似原因,但实际上仍然是结果。农村社会问题在某些程度上或许影响着农民致富。但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谓"探求本原",我们要探求的是妨碍农民致富的根源。农村社会问题不是根源。
   
    是一系列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妨碍了农民致富,尤其是,那些限制自由权利的制度。农民,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歧视性的形容词,而这一现象缘于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社会等级壁垒。二元户籍制度、城乡歧视政策、土地流动限制政策等等,经济与社会政策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这种等级制度保证了对农民进行盘剥的有效性。当一个人除了接受剥削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他不选择被剥削又能够选择什么呢?
   
    在所有妨碍农民致富的制度中间,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是最负有主要责任的。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被城市所排挤,农民迁居城市需要以金钱作为后盾,于是那些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往往只能生活在城市文明的边缘,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这当然给社会秩序也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当前的土地管理制度下,既没有有效地满足农民的效用又没有达到较高的经济效率,因为农民对土地的偏好和经营能力并没有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以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杨小凯)就提出农村土地应该私有化。也许还有许多人对此持批评态度,但是冷静地思考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农村土地自由流动可以增加农民的选择机会,增加他们的自由权利,从而有助于他们致富。君不见,许多地方对农民的压迫,正是建立在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实现的。自由迁移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没有这条权利,就无法避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五、并非结束语
   
    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很可能使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国的长远未来与当前的三农问题密切关联。因为,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伦理和观念的变革过程。没有人文关怀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也不可能真正地促进文明。自由主义与人文关怀并不对立,因为,前者与后者同样关心人们追求富裕的自由权利。中国农民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致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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