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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


时间:2005-2-3   阅读1982次

     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其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密切。特别是由于过去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地位与价值已超越了宗教范围,在增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领属关系上凸显了它的重大作用。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
    黄颢
   
    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布
   
    唐代:五台山对吐蕃的影响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发轫于唐宋,兴于元明,盛于清。
    据藏文史籍记载,受文成公主的影响,松赞干布及其大臣曾兴建108寺,由西部吐蕃至东部五台山次第建造,因年代久远,其在五台山建寺的具体地点已无从考察。但此事表明,早在1300多年前,西藏与五台山就有联系了。赞普赤松德赞时,为建吐蕃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曾派大臣桑希等人前往考察(事前已知内地山西代县五台山系文殊菩萨宫殿),亲眼目睹了五台山寺院建造模式,桑希也成为藏族朝拜、考察五台山的第一人。他返吐蕃后修建的桑耶寺,系三层式建筑,中层为汉式佛殿,其样式即取自五台山。从宋代敦煌石窟五台山壁画系列可看出,唐代桑希所考察的五台山寺院建筑,当是五台山的大佛光寺或显通寺(大孚灵鹫寺)。公元824年,即唐蕃会盟立碑的次年,唐中央政府应吐蕃使者的请求,又将五台山图赠送吐蕃,可见五台山对吐蕃影响之深。吐蕃也倾心于五台山,认为五台山无处不神圣。唐代吐蕃大医学家老玉妥云丹贡布,被誉为藏医医圣,他所著的《四部医典》,至今仍被列为世界医学名著之一。此书最重要的根据之一,即《月王药诊》,根据《老玉妥云丹贡布传》及《月王药诊》开篇序言,此书为老玉妥云丹贡布从吐蕃爬山涉水到五台山求取所得。
   
    元明:宗教与政治关系同步发展
    元明时期,随着五台山与藏传佛教关系的发展,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治关系也在同步发展。具体而言,此时,乌思藏、阿里地区(即今西藏地区)及广大藏区,已纳入元中央行政管理之下。明代则因袭元制。这种政治上领属关系的确立,使五台山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也就是说,唐宋时期的宗教认同和宗教感情,到元明之际已从属于或凝聚于政治一统的大前提下。
    伟大的爱国高僧萨迦班哲达衮噶坚赞的内地之行,就是这种关系的最佳例证。据载,他正是为了与元朝君臣商议乌思藏归顺中华版图而朝拜五台山的。1246年,他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融归使命。其事业的继承人是大元帝师八思巴,这位“军民通摄”乌思藏事务的中央宣政院首席命官,又是萨迦派最高领袖、乌思藏诸教派共尊的大德,他于1257年奉忽必烈皇帝之命也朝拜了五台山文殊圣容,并用千金铸造了文殊像,供奉于五台山。其时,八思巴在五台山居住了一年,他先后赋长诗4首,以虔诚之心无限深情地赞颂五台山。
    八思巴帝师还特派他的弟子、尼泊尔人阿尼哥到五台山,这位北京(元大都)白塔寺的建造者又奉命建造了五台山塔院寺的大白塔(原释迦舍利小塔包在其中),此塔与北京白塔寺白塔造型基本一致,极为壮观,成为五台山的标志。
    五台山的寿宁寺也与八思巴帝师有关。经推荐,忽必烈特派八思巴的弟子胆巴(膽巴)帝师赴五台山住持寿宁寺。这位“金刚上师”奉命在此建立道场,使寿宁寺成为五台山首屈一指的大寺。他还在五台山传播“秘密咒法”、“作诸佛事”,开创了佛教活动“祭祠摩诃伽剌”,他还奉命在五台山代表朝庭撰写并传达皇帝圣旨文书。
    元代的西藏地区,自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藏传佛教教派业已分明,主要有13个派别,归纳起来主要从属于萨迦派和噶举派,其中萨迦派政教势力强大,成为当时的主导教派。唐代盛极一时的宁玛派已渐呈弱势,而所谓黄教(格鲁派)也正从旧噶当派向新噶当派过渡,尚未形成完整的独树一帜的教派。因此,通过八思巴、胆巴两位大德在五台山传播的,主要是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教法,这是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首次传播,也是汉藏佛教的一次大交流。而藏式佛塔的建造形式也从此时起矗立于五台山。此后,像普恩寺塔(相传内藏八思巴衣冠)、三塔寺塔、文殊发塔、凤林谷塔群、圆照寺室利沙舍利塔、镇海寺三世章嘉墓塔、塔尔沟塔……这些作为藏传佛教象征之一的佛塔,也先后在五台山出现。
    汉藏僧人相互学习汉藏文及汉藏文佛经的佛事交流,也于元代在五台山开始出现,有的甚至拜师受戒。胆巴帝师就是精通梵、藏、汉3种语言文字的高僧,这对于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极为有利。胆巴帝师在五台山传播的萨迦派教法,其许多内容是藏密内容。如果说五台山金阁寺的汉地密宗曾一度中断,藏密却通过胆巴帝师传灯绍继,使密宗在五台山再度流传。
    元代到五台山朝礼的藏族高僧还有噶举派的邬坚巴仁钦贝,他是竹巴噶举派大师,他从乌仗那(阿富汗)朝佛圣迹刚一回到西藏,立即被忽必烈皇帝迎请到元上都,然后转赴清凉山(五台山)朝礼“文殊宫殿”圣境。但他没能像胆巴帝师那样在五台山建立道场,故竹巴噶举派代表人物在顶礼五台山之后,不久即返回藏区。
    在元代的基础上,五台山在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全山已有寺庙100多座,超过了元代。五台山与藏传佛教关系也更加密切。此时(明初),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新噶当派,又称黄帽派或黄教)形成并发展起来,除活佛转世作为定制尚未完整之外,以黄教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系统教规已大体完备,并作为主要流派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央政府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于明初决定迎西藏僧人进京(南京、北京),其中明朝封的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均先后被邀请到京,并到过五台山。大宝法王仁钦却杰属噶玛噶举派,他自南京转赴五台山,居显通寺为皇家作佛事,该派教法仪规遂为五台山所知,相传显通寺内曾塑有大宝法王像以作纪念。大慈法王绛钦却杰于明宣德年间前往五台山,居圆照寺(即普宁寺)。他是黄教祖师宗喀巴亲传大弟子之一,在五台山所传教法就是黄教,他是在五台山传播藏传佛教黄教教派第一人,他的传教也为黄教立足五台山奠定了良好基础。
    元明时期,通过萨班、八思巴、胆巴、阿尼哥、邬坚巴仁钦贝、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高僧,将藏传佛教带到了五台山;同时,在他们朝礼五台山文殊圣境的虔诚宗教感情中,也凝聚了对祖国内地大好河山及人民的感情。同样,通过他们,五台山盛名也进一步深入到藏族人民心中。就这样,藏区通向五台山的朝佛路线形成了,朝拜文殊道场五台山的蒙古族、藏族信众从此络绎不绝,并于清朝达到了高潮。
   
   
    清代:青黄两种寺庙同处一山
    概括地说,此时五台山开始并逐步建立了完全的藏式寺院。从形式(建筑形式除外)到内容,均按黄教教义、仪规建寺兴教,也就是佛像、佛经、佛塔(或佛、法、僧三宝)都是藏式。五台山建立完全的藏式寺院,始于顺治初年,诏令改五台山部分汉族寺院为“喇嘛寺院”,此即现今通称的藏传佛教寺院,从此,五台山佛教寺院就有了青庙(汉族寺庙)和黄庙(藏传佛教寺庙)之分,也因此有了青衣僧(汉族和尚)和黄衣僧(藏蒙族僧人,或称“喇嘛僧”)之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台山从此出现了汉族喇嘛群体,这是五台山佛教独有的特色。康熙年间,五台山有黄庙10座;雍正时增至26座,黄衣僧人“恒千余人”。实际上,高峰期仅菩萨顶一寺就有黄衣僧人500人。作为一种完整的藏传佛教组织系统,其植根于五台山并与对应的五台山汉传佛教系统并列于五台山圣地,这标志着五台山佛教组织上的一次大转折:从此,五台山青、黄两种寺庙系统走上了彼此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合、交融、吸收而共同发展的道路。这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是独树一帜的。这个特点也正是清代五台山佛教兴盛一时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宗教本身的价值。
    清代开创的这种青、黄两种寺庙同处一山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到民国时期仍相延不断。为此事做出巨大贡献的有五世达赖、六世达赖、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章嘉活佛以及喜饶嘉措大师和菩萨顶历代扎萨克大喇嘛,这些高僧中有的是汉族,有的是藏族,有的是蒙古族,还有的是土族甚至满族。
   
   
   
    五台山——民族团结的象征
    五台山是我国民族团结的象征。从宗教这个层面上看,可以这样说,先是汉族僧人在五台山打下了佛教基础,而后是汉、藏、蒙古三族共建五台山,从而使五台山佛教走向繁荣发展。其间,中央政权起了重大而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金阁寺有一碑刻,碑文说:“青庙、黄庙”,“番汉一家”。这是全山各族僧侣代表人物在协商(处理)五台山土地问题时发出的共同心声。
    如果说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是中国统一强盛的基础,那么五台山佛教界各民族的团结则是五台山佛教和地区发展的根本所在。这是我国历史和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藏、蒙古三族共建五台山,确切地说是始于清代顺治、康熙时期。清顺治帝入关之前,其统治阶层已对西藏及藏传佛教有了相当的了解,并有过接触和交往,大金喇嘛在关外传播佛教,并协助满族王室笼络蒙古部落、建沈阳(莫克敦)城四佛塔、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实胜寺(皇寺)及供奉玛哈噶喇(大威德)神像。特别是固始汗和四世班禅,曾派西藏使节(主要是僧人身份)赴沈阳与清王室通好等等。这种以宗教为形式的相互往来,包涵着双方宗教感情的确立和政治上的接近,这在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是多次重复出现的现象。从清朝上层统治者来看,他们从中已敏感地觉察到了宗教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在政治上已有所收益。
    因此,清顺治帝在入主中原之初,便迅速选定五台山作为中央与西藏联系的重要基地。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的历史均表明,将藏族崇拜的文殊圣地五台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清朝中央政府远见卓识的高明决策。也是元明中央政府对西藏“因俗以治”政策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联系是通过佛教形式和以僧人为媒介来实现的。
    清朝中央政府改变了五台山佛教组织的民族成份。即从顺治、康熙两朝开始,由中央政府下令将五台山由来已久的单一的以汉族为主的汉传佛教,改为汉藏两种系统共存的佛教。从此,五台山从组织到体系上开创了汉藏两族僧人共管五台山佛教的历史。这种重大改变凸显了五台山佛教所独有的鲜明特点,从而也使五台山在佛教、政治及民族关系上能够发挥其独特作用。
    具体说来,顺治时期,主要派遣京城护国寺(崇国寺,元明时已是藏传佛教寺院)的高僧赴五台山负责该山佛教事务。首任是阿旺老藏,他是护国寺精通汉藏佛教经典的德高望重的汉族喇嘛,汉姓贾,阿旺老藏是他的藏名,其被授予的主要职衔是“总理五台山番汉喇嘛”,这种敕封的职衔源自明代嘉靖时的僧官职称,即“钦差提督五台兼管番汉一带寺宇”,其具体职责是“钦差提督本山(五台山)番汉僧寺”。但两者情况业已大不相同,明朝时五台山没有改汉寺、汉僧为“番寺”、“番僧”,当时只有少数“番僧”住寺修行,并且这些“钦差提督”主要是汉族高僧,他们在“五台山僧刚司”下执行管理五台山僧务。清代情况已变,清朝中央政府下令改五台山部分汉族寺院为藏族或藏式寺院,并出现汉族喇嘛群体,相当数量的藏族或蒙古族喇嘛奉命陆续进入五台山诸“番寺”。汉藏两种僧侣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顺治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派其信任的阿旺老藏掌管五台山番汉大权(阿旺老藏精于汉藏佛教,又有长期担任住持的经验,并兼通汉藏两种语言),这是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
    阿旺老藏不负顺治皇帝重望,经过多年努力,终将五台山汉藏佛教导入有序发展的道路,后因年岁已高,主动让贤,向朝庭推荐其高徒相继接其在五台山的职务,并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康熙帝念其劳苦功高,特赐以“清凉老人”称号。担任第三代“总理五台山番汉喇嘛”职务的是老藏丹巴,他是第一位出任此职的藏族高僧,康熙帝以其勤于五台山僧务有功,敕封为“清修禅师”称号,并加封其为“提督五台山番汉扎萨克大喇嘛”(康熙五十年)。上述两种敕封称号和职衔,以后几代继任均奉命依次承袭。清朝中央政府还令西藏选派高僧到北京,经审定后再派往五台山继任“提督五台山番汉扎萨克大喇嘛”职。这种制度除日本侵占五台山期间一度中断外,一直经民国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从阿旺老藏,经罗藏陈盆(其职衔改为“钦命督理五台山扎萨克大喇嘛”,乾隆三十三年,又改称“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到最后一任罗桑巴桑(新疆蒙古族),19任扎萨克大喇嘛均能秉命恪尽职守,始终通过五台山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政教关系,同时促进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发展。
    清朝中央政府在五台山设置扎萨克大喇嘛一职,将管理五台山僧务权力交给了藏族和蒙古族僧人首领,提高了藏族、蒙古族僧人在五台山的地位。但实际上,扎萨克大喇嘛在管理协调全山番汉重大僧务的同时,职能范围主要还是侧重于业已改成黄衣僧寺院(藏传佛教寺院)的僧务。具体而言,即管辖以菩萨顶(即大文殊寺)为中心的10来座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主要是西藏系统。后来清朝中央政府推崇章嘉国师在藏传佛教界的地位,又将以镇海寺为中心的大约7座寺院,诏令归章嘉国师管辖,这些寺院主要是甘青藏区系统。五台山扎萨克大喇嘛(包括有清修禅师称号者)住菩萨顶主寺,章嘉国师则主要住镇海寺。两个系统原则上均在扎萨克大喇嘛职权管理之下,但后因章嘉国师地位与日俱增,以镇海寺为代表的甘青系统已渐成自主体系,但颇识大体的章嘉国师仍十分尊重钦命扎萨克大喇嘛的权威和领导,从而保证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系统的整体和谐与稳定。
    至于汉族的青衣僧寺院,在清初设置扎萨克大喇嘛官职的一段时间内,青衣僧寺院在原则上也在扎萨克大喇嘛管辖范围之内,但后来清朝中央政府在五台山设置了与明朝所设的“五台山僧刚司”相应的职务,管理青衣僧事务。具体而言,即管理以显通寺为首的数十座寺庙青衣僧事务,但对五台山重大事务,僧刚司负责人仍与扎萨克大喇嘛协商解决。清朝中央政府对五台山的全权管理及对青黄庙相对自主权的合理安排,是五台山僧务兴隆及民族团结的成功政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下)将于9月26日在宗教版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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