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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革命家还是浪漫派?


作者:李立玮   时间:2005-9-21   阅读1229次

    话剧《切·格瓦拉》是在全场《国际歌》的辉煌合唱中落幕的。可是,在艺术家们营造的这样激昂的气氛里,听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却不合时宜地想起:时隔数十年,只见到因特网和英特尔芯片在"英特纳雄耐尔"地大行其道,而前辈们在歌声中寄托的理想却被一场场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跌得灰头土脸。
   
    所以,虽然一再地被《切·格瓦拉》的理想主义激荡起情感,却也一再地失望于它在社会意义上的对现实的逃避。
   
    剧情是以40年后讨论"格拉玛"号是否应该出航作为开始的。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古巴,1952年3月,巴蒂斯塔在美国的支持下执掌政权,政治上颇多亲美,且趋于独裁。各地反抗不断,而卡斯特罗就是众多的反抗声音之一;他在1956年11月率领80余位青年乘"格拉玛"号游艇在奥连特省南岸登陆,和政府军展开激战,战败后逃进马埃斯特腊山区,境况之惨,仅剩12人和7支步枪。格瓦拉就是这12名幸存者之一,作为革命骨干,他随卡斯特罗在山区大搞游击战争,终于在1959年1月率军进入哈瓦那,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成立了新的古巴共和国……
   
    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便会觉得剧情开端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演员带给观众的诱导无疑是偏左的;剧中的大量论辩虽不时博得掌声与笑声,却也经常搀杂着对社会问题的偏颇认识--尽管这种偏颇是正义而且富于煽动性的。
   
    这种偏颇还有些是来源于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和想当然似的归纳,来源于建国后三十余年来或蒙昧或别有用心的所谓"主流"的价值评判。所以没有想到的是,时至今日,竟还要对这类常识性的问题再不厌其烦地给出常识性的解释:比如,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是否真的像剧中所描述的那么罪恶?90年代以来,国内已不再讳言这个问题,而这一阶段得以大量译介的马克思·韦伯则早已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及其他著作中把美国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分析得细致入微。我们从韦伯那里知道,支持新教徒资本家的是一种向善的、克己的、勤勉的宗教力量,他们的生活与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的"纸醉金迷"的概念是大相径庭的。更往前面追溯,对作为资本主义发轫期的那场"臭名昭著"的"羊吃人"事件,我们也渐渐获得了一些新的、较为理性的分析:不再拘泥于托马斯·莫尔的文人式的眼光,而是着眼于制度经济学的意义等等。所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能否尽量拿开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而带上的有色眼镜,能否摆脱权力话语的捉弄,能否尽一己之力去破除那些以政治好恶为导向而编织出的一个个历史谎言--至少,不应该再去做这些谎言的吹鼓手吧?
   
    格瓦拉的理想是美好的--不止美好,而且像任何一名狂热的革命者一样,他心中的社会秩序简直就是美仑美涣、无懈可击的。他为这个美好的理想付出了一切。他在位高权重时仍不放弃再坚守他那已经不能再清贫的物质生活,人格何其高尚。但是,这样高尚的革命家带给社会的又是什么?是整个社会的高尚吗?遗憾的是,事实恰恰相反,是带来了群体的矫揉造作和极度夸张的虚伪。古语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举例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少数革命领袖超人的廉洁与极端抛弃个人享受的社会效应是我们中的多数人曾经无可奈何地经历过的。我们宣传做人要"大公无私",做事要"公而后私",而这本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东西,除了在少数圣贤身上能够得以体现,又怎么能普及开来,怎么能贯彻长久?而意识形态既已为先,就只能让虚伪者得益了。群众的眼中看到的,是所谓"人民公仆"其实正是人民的老爷;所谓"为人民服务"其实只是谋求私利的一个幌子。我们早已习惯了指斥西方社会里的自私观念,其实趋利避害正是人类--甚至整个生物界--的天性,我们与西方在这一点上的真正不同,只不过一个是坦率承认,一个是遮遮掩掩罢了。茅于轼曾经发过这样的议论:与其把标准定得美丽而高不可及,倒不如定得虽不美却切实可行(大意如此)。这倒让我想起了王国维曾对哲学发出的感叹--时间是在他离开了一度让他狂热沉迷的叔本华理论之后--话很简单: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综观资本主义的诸多理论,发现属于后者的居多,而我们却恰恰相反。所以,我们会虚伪地抱持着超高标准的"可爱的不可信"去诋毁他们那所谓"低标准"的"可信的不可爱"。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我们久已习惯于把他视作一名"道德人",所以治世之道,就在于把凡人要求为圣人,在于把理想的社会理念作为立法的依据。而这样治世的结果已经在几十年的历程中终于代价惨痛地见了分晓。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詹姆斯·布坎南,以奖励他有卓越创见的公共选择理论。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出了对"经济人"的假设:
   
    在人数众多的复杂的社会里,有必要把其成员看作好像他们都不自愿将其行为限制在互利的限度内。每个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人",全都最大限度地追求私利,全都最大限度地将净财富个人化。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人们才能制定出适宜的"法律限制",并把它作为有效宪法对话的一个题目。只有对这种经济相互作用模式的结构进行正确的分析,才能赋予统治者相应的权力规模和权力范围,统治者才能依据法律,把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纳入互利的限度内。(何清涟的转述)
   
    我猜想,格瓦拉和其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一样,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经济人"的假设的。但他们的尴尬之处在于:一旦旧政权被推翻,新的革命政权建立,现实会不会真正地向着他们的理想方向发展?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场类似的革命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套用托尔斯泰的话:不幸的革命果实都是一样的。在古巴革命胜利的若干年后,格瓦拉几乎是完全自愿地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其他的落后地区去组织革命运动。其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只能猜想。剧情进行到这里,剧中人说了这样一句台词:"揭开新的盖头,却见到旧的脸孔。"我想这只是原因之一。古巴新政权也像众多社会主义新政权一样,搞土改,把大型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收归国有--这在我们是那般熟悉,所以,其结果我们也能料到。好的破坏者未必就是好的建设者。破坏需要的是热情,是侠义心肠,是汹涌澎湃的血液;而建设需要的则是理智,是承认现实,是忍辱负重。格瓦拉有的是热情,但他的离开可是对结果失望而又无能为力了么?
   
    做破坏者是容易的,做建设者是困难的。索尔仁尼琴之辈在流亡海外期间过足了批评的瘾,而当苏联解体,他们凯旋而归的盛况却持续得颇为短暂,最终也没有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在新政体中发挥久被压抑的巨大能量,实现他们已为之呐喊多年的政治蓝图。结果却是,几乎无声无息地淡出了历史舞台。
   
    过于美妙的理想未必是切实可行的,过于热情的信念也往往经不起细致的推敲。刚刚,剧中在高喊着"平等"的口号。这个口号在现实中也已喊了多年,从中学课本中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其实,这个口号不仅东方在喊,西方也一样在喊,只是方式不同罢了。西方世界也一样关注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自庇古以后,福利经济学的呼声一直就没有间断过。若干天才头脑的分析,比之东方世界里乌托邦式的美妙空想要来得实际得多。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又对"平等"两字引发了"是要机会平等,还是要结果平等"的一番精彩分析,让我们了解到早期革命者所梦想的"结果平等"只是空中楼阁而已,更何况,这种"结果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种体现。
   
    剧中,对"剥削"的描述是不是也太陈旧了(这在如今,应该也早已是个常识问题了)?这里要说的是,在萨伊对经济学的全部贡献中,他所创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应该是最辉煌的一项: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利息是资本的报酬;地租是土地的报酬。在实际生活中,这像是比剩余价值说更真实也更易于接受一些。由此可以稍作引申的是,"剩余价值"这一中共在其活动初期用以发动民众的最佳利器如今在国内的学界终于已经受到了一些不点名的质疑。那么,我们就更不应该拒绝波普尔的观点了--波普尔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文所述的"正义与富于煽动性的偏颇认识"的问题;他以为,马克思的学说典型地具备了这一"伪科学"的特点,而且,其自身还被设计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自我防御机制,使"证伪"的声音变得完全没有着落。它是一剂可以开给任何社会的万灵丹--而我们知道,在医学意义上,万灵丹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以一直想问,在如今的社会,这部话剧所宣扬的政治理念究竟还该不该再提倡下去?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而观剧之后,更有了种模糊的感觉:社会主义是不是一种浪漫主义?格瓦拉与其说是革命家,不如说是浪漫派。
   
    格瓦拉是阿根廷人,却参与了古巴,甚至是扎伊尔和玻利维亚的革命运动。这种经历让人不能不想起拜伦。希腊之于拜伦是否就如古巴之于格瓦拉呢?不过,无论如何,格瓦拉身上的浪漫气质却还不像拜伦那样多到只适合做一名诗人的地步。幸运的是,拜伦在战斗的途中就过早地死去了。没有看到革命的结局对他来说是无比的幸事,因为结局不外两种:一是失败--这就无话可说了;一是胜利,而胜利后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对于无论是革命家还是浪漫派的格瓦拉,如果看到全部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上了--或曾经走上了--一条极权之路,又会有什么感慨呢?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早有人做了预言。时隔数十年,才发现有些预言的准确性竟然如此的惊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书名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作为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书中所言就更让人瞠目结舌了。读毕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我简直会相信写作这本书的作者并非50多年前的西方中人,而是我们身边社会里一位饱经沧桑的耄耋长者。这是一部寓言,也是一部预言,连细节都惊人地合拍。农庄里的动物赶走了人类,自己当家作主,聪明的猪坐上了领导者的岗位。对于上文提到的"平等",我们不妨看看这样一段话:"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猪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提到现实世界中贫与富的矛盾、"社"与"资"的矛盾、世俗追求与精神信仰的矛盾,"美国"的确是个避不开的话题。而对于美国的描写,该剧也显得为政治服务得过分了。这种过分,体现在像我们曾犯过的错误一样:无视历史的真实,以政治意图为指规肆意篡改那些曾经在真实的土地上发生过的真实故事。照实说,200多年前美国的那场革命是我以为的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一次革命:革命领袖们竟然在《独立宣言》中否定了他们自己在打下江山之后必定要坐江山的合理性,而《权利法案》的通过又意味着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保障每一个"个人"的自由。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人民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对于数十年来早已习惯于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我们来说,是不是还一时难以接受?至于那场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我想用林达在她那本好评如潮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一书中的字句来做描述:
   
    在美国独立时的13个州里,大部分州的奴隶制的废除,就是白人、富人,甚至是奴隶主们,经过理性反省,决心通过他们手中的立法权,从法律上解决黑人奴隶问题。也就是亲手通过立法程序,将自己的一份重要财产化为乌有。他们中间哪怕是最激烈的反对奴隶制的代表,都是如此……美国独立之后,大部分地区的奴隶制都陆续彻底废除,经历的程序和方式却就是这样的一种非暴力的"自我革命"。
   
    由此想到,眼下的图书市场上,代议制民主正是知识分子间的一个关注话题,前有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后有刘军宁主编的《民主译丛》,可谓"尽一时之妙"。所以迷惑的是,在这样一种真切的关注氛围当中,《切·格瓦拉》的主创人员为何要开历史的倒车呢?
   
    最后,或许是因为《切·格瓦拉》一剧中独具特色的大量串场歌谣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吧,我也想引上一首歪诗(或者说是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这首诗是出自"动物庄园"里的猪中才子缪斯的手笔,在此摘译出来,以表达对庄园领袖--种猪拿破伦--的敬意;当然,顺便也敬呈给那些还在打着格瓦拉式的旗号的拿破伦的兄弟姐妹们:
   
    孤儿的好友!
   
    幸福的源头!
   
    哦,主,是您赐给了我们粮食!您的双眼坚毅沉着,
   
    让我总是有激情如火,
   
    让我总是有仰望的狂热,
   
    伟大的拿破仑同志!
   
    每日的两餐饱饭,
   
    每夜那洁净的草垫,
   
    恩主呀,都归功于您无私的赏赐!每只动物都能享有安睡,
   
    连梦都做得很美,
   
    都是因为有了您的抚慰,
   
    伟大的拿破仑同志!
   
    我要是有头幼崽,
   
    幼小得惹人怜爱,
   
    哪怕他还太小,还不太懂事,他也应该学会
   
    忠诚地聆听您的教诲,
   
    第一声一定要这样叫,我的宝贝:"伟大的拿破仑同志!"
   
    2000/4/29,于观剧后的凌晨
   
    切·格瓦拉生平简表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他是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亚·德拉·塞尔纳-德拉·略萨的长子。
   
    1947-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
   
    1950年,在油船厂上当水手,温游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
   
    1951年月12月台票1952年8月偕同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温游拉美洲各国。游历了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然后由委内瑞拉乘飞机途径美国迈阿密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1953年平均月,大学毕业,第二次漫游拉配美洲各国。游历了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来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在危地马拉参加了保卫阿本斯总统政府的斗争,在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移居墨西哥。
   
    1954年月日956年,在墨西哥行医,后又在心脏病学研究兼职。
   
    1955年,遇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入他的革命队伍,参加"格拉玛"号远征的准备七作。
   
    1956年6月8月,因加入菲德尔。卡斯大林特罗的远征部队被捕,囚禁于墨西哥城监狱。11月25日,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82名起义者中的一员,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图斯大林潘河口出发,前往古巴。
   
    12月日,"格拉玛"号抵达古巴。
   
    1956年1958年底,参加古巴马埃斯腊山等地的武装斗争,在战斗中两度负伤。
   
    1957年5月27,28日,参加乌维罗之战。6月5日,晋升为少校,被任命为第四纵队司令。
   
    1958年8月21日,奉命率领"西罗`雷东多"第作纵队进军拉斯维利亚斯省,并被任命为拉斯维利亚斯省城乡起义部队总司令。
   
    10月16日,切的纵队抵达埃斯坎布拉伊山。
   
    12月攻打圣克拉腊市。
   
    1959年1月1日,圣克拉腊城获解放。
   
    1月2日,切提纵队进入哈瓦那,占领卡瓦尼亚要塞。
   
    2月9日,总统颁法令宣布切为古巴公民,享有与出生在古巴的人相同的各种权利。
   
    6月2日,同阿来达。马你厅结婚。
   
    6月12日--9月5日,受古巴政府扫派,访问了埃及,苏丹,巴其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日本,摩洛哥,南斯拉萨市夫,西班牙。
   
    10月7日,被任命为土地改革僵委员会工业司司长。
   
    11月,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1960年2月球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第一次同米高扬见面。
   
    5月,切的《游击战》一书在哈瓦那出版。
   
    10月22日--12月9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1月18日--12月--1日,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接见。
   
    1961年2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也归其领导。
   
    4月17日,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切负现指挥驻防绋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6月2日,同苏联签订经济协定。
   
    8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在会上揭露了美国建立"争取进步联盟"的目的。访问了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了会谈。
   
    1962年3月8日,被任命为全国领导成员,3月12日被任命为革命统一组织书记处书记和经济委员会委员。
   
    4月15日,在哈瓦那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发言,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8月27日--9月3日,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访问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10月下半月至11月初,负责领导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1963年5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7月,率领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共和国独立一周年。
   
    1964年1月16日,签署古苏技术援助议定书。
   
    3月20日--4月13日,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4月15日--17日,访问法国,阿尔及利亚,捷克斯洛伐克。
   
    11月5--19日,率领古巴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士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庆祝活动。
   
    12月9日--17日,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十九届联合国大会。
   
    12月下半访问阿尔及利亚。
   
    1965年1月--3月,访问中国,马里,刚果(金),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团结组织第二届会议。
   
    2月3日,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抵达北京,在机场受到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热烈欢迎。2月9日,结束在中国的访问,邓小平和彭真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为他送行。
   
    3月14日返回哈瓦那。
   
    3月15日,向工业部的工作人员报千国外之行的情况,这是他在古巴最后一次公开讲演。
   
    4月1日,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
   
    10月3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格瓦拉的告别信。
   
    1966年11月7日,到达玻利维亚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队营地。
   
    1967年,3月22日,以拉蒙为化名的切。格瓦拉领导游击队(玻利维亚民放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
   
    4月17日,切。格瓦拉的《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在哈瓦那发表。
   
    7月29日,拉配美洲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开幕。会议主席团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建议,宣告象征性地成立"拉配美洲国",并宣布"敬爱的游击队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配美洲--的荣誉公民"。
   
    10月8日,在尤罗山峡战斗中,切。格瓦拉受伤被俘。
   
    10月9日,切。格瓦拉在依格拉村被"突击队"杀害,时年39岁。
   
    1968年6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第一版在哈瓦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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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注:转载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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