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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演进——美国人的中国观


时间:2006-4-5   阅读1040次

     “中国人无法与我们同化”
   
    19世纪中叶,当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漂洋过海,从新英格兰乘船来到中国,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如此多的文化异象:男人的长辫子、女人的小脚,人人留着长指甲,抽大烟,以及其他前现代社会的,尤其是官家的装饰物……
   
    “这个新鲜、奇特的社会唤起我们同样多的好奇与贪婪,乃至最终的同情。”100多年后,美国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费正清写道。
   
    费正清观察,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初到中国时,因为本国独立战争的历史,美国人一方面痛斥英国人侵华的罪恶,同时却要求享受与之同等的利益。这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理念和现实之间的一道鸿沟。现实是,西方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但这种不公正归罪于英法列强,美国对此不负责任。相反,美国采取“利益均沾”政策,分享其他列强的一切特权和机会。
   
    在政治上,独立战争的经历使美国人坚决反对殖民主义。但是,通过要求最惠国待遇,美国人迅速享受到所有半殖民社会的治外法权。 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连最没地位的美国人—落魄者、偷渡者、冒险图利者—一旦在上海登陆,便被给予上等人的地位,同中国绅士一样,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不受地方警察的管治。“这些平凡普通的美国人,”费正清形容:“起初为乘坐人力车而感到不自在,很快便习惯了这种优越待遇,发现东方生活以及它廉价的人工服务是如此享受。甚至连最讲平等的美国传教士,也不得不去适应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现实。”
   
    这种反差,导致美国人言论和行动的矛盾。费正清分析,美国人并不否认中国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个人自由,但从未采取行动使这些理念变为现实—美国人推崇的价值理念植根于美国文化,而他们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等级社会,以及世界等级体系中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其结果是政策的错乱,人道主义理想和现实主义战略的对立。美国出于道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却不愿意为道义而同日本作战。美国拒绝承认满洲国,同时却向日本出售武器。
   
    美国人话语和行动之间的沟壑,反映出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费正清进一步分析,这种差异造成不同的美国人对中国三种不同的印象:异邦的、理想的和幻灭的。在美国人承袭而来的思维中,这三种印象不可调和地共生共存。
   
    第一种印象强调文化差异,津津乐道诸如“中国人吃老鼠”之类的“山海经”。持有这种印象者将所有事情都打上中国标签:中国食品、中国工艺、中国狗,中国(月亮)门。他们尤其强调反差:“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反的”:男人穿长袍,女人穿裤子。阅读从上到下,从右往左。名字姓氏在前,吃饭喝汤在后。新郎穿白的,新娘穿红的。罗盘指向南端,左边坐位代表尊贵……在更深层次,中国人对苦难的漠然、传统的东方式的摧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低下的经济、政治生活,都是造成这种印象的根源。
   
    第二种理想化的印象可以回溯到18世纪,视中国的开明君主为欧洲帝王的榜样。这种印象包含着美国人对东方智慧的尊敬。持这种印象的人,寻求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建立特殊关系,一种超越文化的、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友谊。在现实中,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令美国人亲近截然不同的中国人,比如,1943年完成她著名的美国之旅的蒋夫人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八路军游击队战士。二者都被美国公众视为高尚而喜爱。这种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理想主义中包含着一种愧疚感,因为美国当时仍然向日本提供战争物资。这种情怀也是由于美国人在那个时期对中国的热情,尤其是对弱者的同情。
   
    第三种印象,幻灭印象的产生,是因为一些倡导进步的美国人,发现19世纪的中国在衰败,陷入贫穷、污秽、疾病、腐败、贼赃和混乱,而且中国人不愿意做任何事去改变这种现状。这些主张改革的美国人为中国成灾的问题所压抑,也被中国人的冷漠所困扰。在美国,中国人抽大烟、卖淫、裹小脚的照片随处可见。中国劳工在反华风潮中被屠杀。1882年的《排华法案》反映了美国人对华工的“恐惧”:中国人在文化和种族上无法与我们同化;他们低水准的生活对公共健康造成威胁;他们的存在会助长奴隶制的扩散,并且引发美国工会对其竞争力的担忧。在中国,面对贵族的敌视和民众的冷漠,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发现,他们基督式的忍耐和宽容屡屡遭到抵制。“中国是什么毛病?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至少搞干净他们的处所?”这些美国人发问。他们的鄙夷从中国的贫困、污秽开始,又被丑闻和战争不断加剧。之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对美国战俘的处置,被美国人视为一个落后国家加专制政权的样板。冷战的到来,更使得美国人对这片东方土地的热情,渐渐地淡化为背景。
   
    “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
   
    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这样开始的。接踵而来的是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冲突的刀光剑影。
   
    1949年以来的大多数时期,美国民意对中国充满敌意。民调显示,1954年,只有7%的美国人支持中国的联合国席位,10年后为15%,1970年只有51%。1967年,当被问到中国和苏联哪一个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1971年,认为最大威胁是中国的仍有50%,认为是苏联的30%。
   
    这种负面立场是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和历史事件的结果。美国资深传媒人詹姆斯·法洛斯指出:“历史地看,美国人的中国观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不是神化便是鬼化(romance and demonization)。The Chinese are our soulmates—and potential converts and customers! No,they are godless Communists(中国人是我们的挚友——以及将来的道友和客户!不,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
   
    法洛斯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对历史事件的反映。新中国的建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尼克松中国之旅,以及1989年的“6·4”事件,等等,都对美国民意产生了重大影响。
   
    概括地说,美国人负面的中国观基于三个主要原因: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敌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对台湾的支持。
   
    据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西班尼尔观察,二战结束前,罗斯福视蒋介石政府为盟友,使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希望中国在战后能够帮助美国维护和巩固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此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以阻止*势力向外扩张。
   
    蒋介石政权的失败打乱了美国的外交构想。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分析中苏关系后推论,中国和苏联尽管意识形态相同,最终必将分道扬镳。美国只有放弃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权,才能有效利用中苏矛盾,对苏联加以遏制。杜鲁门政府明确表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不再支持蒋介石,这为中共攻打台湾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警觉地意识到,斯大林支持的北韩一旦胜利,将导致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倾向苏联。美国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助长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野心。美国随即调整了遏制政策,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就想做尼克松政府最终于1972年做的事(即承认中共政权)。”西班尼尔写道:“然而,在此发生之前,战争在远东的另一个地区—韩国—爆发。由此导致了不幸后果:美国和新中国之间22年的尖锐对峙。”
   
    1972年春天,地缘政治将意识形态“边缘化”,改写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为制衡苏联,同时缓解越战的压力,尼克松政府对北京实行“缓和”政策。“尼克松的外交突破改变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麦迪逊这样描述:“透过电视,尼克松的中国之旅成为美国公众一个共同亲历的胜利(collectively experienced triumph),一个成功的民族与一个遥远异邦的碰撞。”
   
    接下来的20年,中美关系得到相对积极的发展。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热情逐渐升温。民调显示,到19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超过了对苏联。
   
    麦迪逊分析,“自由中国迷信”源于美国传教士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美国教会工作的中心。一些美国最富声名的贵族之家,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和鲁斯家族,都深深涉足这种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努力并非单纯为了传播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中国人信奉科学、民主的自由价值观。”正因如此,当80年代中国开放国门,走向世界,美国人不尽激情欢呼:“这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走向自由的一个前兆!Finally,‘they’were becoming like‘us’(最终,他们正在成为我们)。”
   
    美国战略家手中的“台湾牌”
   
    麦迪逊说:“所谓的‘美国梦’,又是一个不受历史的制约,不受那些正统的、难以改变的族群关系约束的梦。这个梦透过奔向新世界的先驱者和《独立宣言》起草者的故事世代相传。”
   
    由于这个梦想,美国人支持台湾独立。当一位中国人对麦迪逊说:“台湾人讲中文,他们的文化是中国文化,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大陆。所以他们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麦迪逊答道:“虽然从地理上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人的立场不符合美国人的基本价值判断。如果我们的立国之父认同这种理论,那我们现在还是英国的一部分。”
   
    很多美国人认为,“台湾早已是独立的国家。”(笔者在美国留学时的房东一家和一些教授均持这种立场)。他们的理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既成事实,二是国际社会的承认。台湾独立执政50余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今还被联合国拒之门外,是因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让台湾加入。
   
    直到1971年,美国不承认北京政府,坚决反对中国大陆取代台湾,获得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美国民意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好转。但是直到1977年,民调显示,只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大陆表示友好,而亲近台湾的56%。到1979年建交之前,虽然大多数美国民众已经做好同中国建交的思想准备,但是更多的人坚持,美国应该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超过六成的人支持台湾独立政策。
   
    但美国政府的立场不同于民间的态度。2000年,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撰文指出,“从罗斯福开始,迄今为止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不论是单边行为还是在联合国框架内,美国有责任停止一切支持台湾独立的行动。”然而,事实是,基辛格指责说,在战略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始终在以出售武器向台湾表示某种承诺。而且从老布什开始,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美国的对台军售在不断升级。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克林顿政府不顾北京的严正警告,坚持向台湾出售了5.5亿美元军备。
   
    台湾是美国在东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此,美国战略家们似乎心照不宣。
   
    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政学两界
   
    今年以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再度兴起。由于新保守主义已成为美国政学两界的主流,造成舆论和政策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敌视成分正在上升。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近日在《国家利益》季刊撰文指出:“由于人口众多、变化迅速、成功出人意料并且具有特殊的政治倾向,中国已成为那些危及美国的全球化趋势的形象代表。”
   
    4月份一项民调显示,3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很快会支配世界”。这种不祥的、“常常得到夸大的感觉,致使包括一些议员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内的许多美国人—他们不了解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走上了经济防御和对外叫嚣的道路。”卡普兰说。
   
    在华盛顿,白宫单方面对中国纺织品实行了限额。国家安全部门加紧了对“中国威胁”的分析。美国国会近期的听证会,议题都集中在中国的军事、经济和人权问题,以及中国的崛起会否有损美国的利益。
   
    对于“对抗论者”的言行,美国国内并非无人批驳。今年6月,基辛格针对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的质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未来有可能对美国形成经济或政治的挑战,但不会是军事威胁。中国的军费开支不到美国的20%,而且中国的民族性与文化并不强调以霸权征服。美国政府如果对中国采取防堵政策,不但不会生效,也会使中美两国的下一代人互相仇视和不信任,进而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稳定。”
   
    兰普顿文章则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从“虚弱中国范式”变为“强大中国范式”。前者视中国为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后者视中国为正在崛起的大国。范式的转变加强了“对抗论者”的力量,可能导致华盛顿以往所采取的折中政策发生改变。“沿对抗主义道路前进将是极大的战略错误。”
   
    对于“中国威胁”之说,总统布什表示折中立场,“美中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美国人应该从这个角度审视它。”
   
    布什上任之初用“战略竞争者”来定位中美关系,但在“9·11”后,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朝核危机、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难题,不得不将对中国的政策调整为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与对话。今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政策演说,创意性地使用了“共同经营者(stakeholder)”的概念。这一新的定位,美国有关权威人士解释,与克林顿政府所使用的“partner(伙伴)”意思相近。而且,“伙伴”概念有主有从,有大有小,并非完全平等关系;“共同经营者”更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更具有平起平坐的地位,因此这个概念更具有肯定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
   
    但另一方面,美国外交一向由现实主义(realism)主导,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论是否自由民主,美国人似乎都会有疑虑。在新近出版的Electing to Fight一书中,美国学者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辛德指出:民主化时期的国家更容易卷入战争,很多人便是从这一事实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影子。他们不知道,中国一旦出现所谓的民主化,对美国是喜讯还是灾难。
   
    透视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尽管华盛顿表示“美国有理由欢迎一个自信、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国务卿赖斯语),然而,问题是,在美国人内心,究竟中国崛起到多大程度,美国能够容忍?佐利克的演说在“共同经营者”前面,强调性地加以“负责任”的限制词,这表明,所谓的“共同经营者”是有条件的。而且,这一政策定位能否真正主导华盛顿对北京的政策还很难确定。可以推断的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仍将充满利益博弈。正如美国学者南希·塔可也尔所言:“中美关系是一段多事的历史,也将有一个多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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