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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车现象看漕运码头的遗风


作者:王梓夫   时间:2004-12-4   阅读990次

    一
    我们平时所说的黑车,是指无照运营的各种车辆;这里所说的黑车,则另有所指。前者的“黑”是作为名词,亦即黑道上跑的车;这里所说的“黑”是动词,作敲诈勒索解,亦即用不正当的手段“黑”人家的钱。
    机动车检测场开业以后,生意兴隆,红红火火,沉寂了百余年在大运河源头突然喧闹起来,从早到晚,每天都有成百辆各种各样的汽车在检测场外排起长龙,等候着检测。
    对于大多数中国司机来说,汽车安全检测还是一件新鲜事。大凡新鲜事都有一种神秘感,都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成分。一方面,都传说检测线是从日本引进的高科技玩艺儿,汽车往上面一开,从里到外,从发动机到刹车,从车轮到尾气,所有的指标都反映在电脑上了。电脑是铁面无情的判官,检测能否过关,全凭上面那冰冷而莫名其妙的数字。另一方面,又都传说电脑是靠人操作的,电脑再灵,也灵不过人,毕竟电脑是人造的。检测的时候,鬼是可搞的,而且可以搞得神鬼不知,神秘莫测,让电脑听人指挥。
    有的车就是不合格,一次上线过不了关,二次上线又过不了关。不合格就要修理,修理花钱不说,耽误工夫呀!不合格的车就不发你检测证,没有检测证的车就上不了马路。
    于是,传言不翼而飞。谁能够认识指挥电脑的人,谁的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闯过检测这一关;进而言之,谁能认识检测场的人,谁就可以把检测线上的关口打通。
    这样,不少到检测场来验车的司机便千方百计地托关系、走后门,以便使自己的车能顺利地通过检测这一关。有关系的托,没关系的呢?
    没关系的是大多数。
    大多数是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诚惶诚恐惴惴不安老实巴脚的司机师傅,总得有人为这大多数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接过他们提着的猪头,掏出他们口袋里的钱。
    这里的门道很快被一些人看出来了,要不怎么说城边的人脑瓜儿灵呢?改革开放,发财的机会多了,风吹票子满地滚,就看你弯腰不弯腰了。
    二
    一个新的职业应运而生。每天,在检测场外排着的汽车长龙中间,总是游荡着一些鬼鬼崇崇、幽灵般的人物。这些人百般热情地向司机介绍着汽车检测的种种难以逾越的关卡,介绍着自己如何认识检测场的某某人,怎样可以毫不费力地帮助他通过难关。告诉你说,要是您自个儿验,八次您也验不下来,您懂不懂,这是电脑检测,连您发动机上的油泥尘土都验得出来。验一次花一次的钱,今儿不合格,您下次再来吧。花钱多少是小事,耽误您一天生意多少钱?您交给我,甭管了,您就 好吧,保准让您一次过关……
    就这样,连蒙带骗,连唬带吓,就把人家行车执照拿过来了。于是,司机战战兢兢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进了检测场,明明是自己的车,还理不直气不壮,做贼似的。等车验完了,手续办齐了,车开出了检测场,他的热情就变成了狰狞。狮子大张口,伸手就要500元,你不给他,他就不给你车本检测单;你要跟他讲理,他没理可讲,张嘴就骂,伸手就打。
    这些黑车的人,大多数是本地的农民和无业游民,有刑满释放的,有流氓团伙的,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无赖,有白天挣晚上嘬的二流子,还有的本身就是黑道上的人物……
    检测场开业之初,麻烦事也多。整天价打架斗殴的不断,一起接着一起。有的是车主与黑车的发生冲突,有的是黑车的与黑车的互相残杀。一时间,司机们谈起通县检测场都胆寒心颤,人家不说黑车的如何如何,谈起来就是通州人如何、通县检测场如何。
    没想到,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却遇到了最原始、最野蛮的麻烦。
    苏光兴决定解决黑车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影响检测场的效益,也影响检测场的声誉和形象,更影响通州人的声誉和形象。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明里暗里的格斗和厮杀,弄不好要出大乱子的。
    他也是城边子的人,他知道这伙人不是吃素的。
    三
    正人先正已,苏光兴决定整顿内部人手。他清醒地认识到,黑车的人再能蒙能唬,如果内部是铁板一块,让他们没有可钻的空隙,他们也不会长久的。
    他首先教育干部职工,任何人都不许在验车的过程中拉关系、走后门。在这个问题,领导确实实行得端、走得正。别人可以黑车,领导者的亲属绝对不能在检测场出现。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刚刚政策开放,都穷,都想挣钱,都想闹个万元户当当。黑车是个无本的生意,黑一辆车就能弄个三五百元,一天要是能黑十辆八辆的车,就有几千元的进项。这么高的收入,又不犯大法,谁不眼红呢?
    苏光兴不许他的亲属带人来验车,就是他的亲属所在单位的车也不能带着来。这样,他的亲属非常有意见,甚至找他的妻子、母亲,求他网开一面。他坚决不答应,一次都不行,叫他发现了,他绝不客气。他把丑话说在了前面,他的亲属眼看着大把的票子让别人赚去了,干着急,可就是不敢违背他的禁令。党支部副书记王利的亲属也想赚钱,他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见到了就打,当着多少人面他都敢下手,半点儿情面都不留,谁还敢再来呢?
    管住了自己,再管别人,理直气壮地管,没有人敢说什么。
    守护在检测线上的年轻人,虽说都是经过考试招进来的,又都是具有一定觉悟、经受过一定考验的。但他们毕竟是本乡本土的人,“老街坊情面”、“远亲不如近邻”这些传统的观念自然也遗传给了他们,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了一定的关系网络中了。为了给他们的工作提供方便,也为了避免漏洞,苏光闪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上线的司机轮流换岗,不让人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呆得时间过长,避免形成固定的关系网。
    再有就是加强宣传,他们投资上万元,在场内办起广播站,安装了高音嗽叭,向司机讲解汽车检测的基本常识,讲解检测场的各项规章制度,讲解按章办事不要上黑车人的当等等。他们还跟交通队及安委会联系,深入到各个有车的单位进行宣传。还有,他们还采取了普遍的征求意见的制度,每验一辆车,他们都发一张征求意见表,采取不记名的办法征求意见,把整个检测场及检测场的所有人员都置于广泛的群众监督之中。
    四
    检测场对黑车问题的加强管理,必然妨碍了黑车人的利益,一场黑车与反黑车的斗争便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黑车人仗着是本地人,又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再加上他们本来的流氓本性,便采取各种手段对检测人员进行报复。你不是不让黑车吗?我就跟你捣乱,在外面摆摊儿设卡,造成交通事故,让你检测工作无法正常运营。谁想治理整顿黑车,那就要给他点儿颜色瞧瞧。当时的车间主任洪春明,不让黑车的人进检测场,那些人便多次对他围攻,还到村里砸抄他的家。负责检验外观的刘凤英,由于不给经检验不合格的车签字,得罪了黑车的人。她家住在北马庄,下班以后骑着自行车回家,走到路口,便被人拦住,用木棍把她打昏过去。
    面对着这猖狂的挑衅,检测场的干部职工没有被吓倒,也没有动摇。他们跟派出所联系,对检测场附近的环境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当时,在检测场门外,黑车的成群,烟摊饭摊饮料摊杂乱成片,堵住了门口,塞住了道路,直接影响了检测场的正常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镇政府和检测场发出了通告,不许在检测场门口和附近道路上摆摊儿。
    负责这次清理工作的是新提拔的保卫科长洪峰,他工作认真负责、不讲情面,使清理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这是一个初冬的没有阳光的上午,洪峰带着几个保卫科的人员跟大门外一个摆烟摊儿的妇女宣传着告示,做着工作。那妇女不听劝告,洪峰他们把她的三轮车推进了检测场的院子里。
    一个青年男子进来了,要三轮车。洪峰认得,他叫L,是那个摆摊妇女的弟弟,不久前刚从劳改农场放回来的,也是个黑车的人。此人浑不讲理,进门就跟洪峰吵了起来。别看洪峰年轻,又长得瘦小,可是在检测场,在通州地盘上,可是一位数得上的“人物”。L威胁他,说要跟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洪峰可不吃这一套,这种人他见得多了,可从来没怕过。不要说他眼下占着理、占着势、占着天时地利人和,想当初他与一位小兄弟在一条小胡同里跟一个道上的“腕儿”遭遇上了,那个“腕儿”膀大腰圆,一个比他两个还重。三吵两骂,他知道这场恶战是逃不过了,他居然先下手为强,将那“腕儿”给打了。这件事表面上没什么,可是在通州的黑道上却震动极大,洪峰也因之名声大噪。当然,事后他也很后悔,生怕闯出大社祸来。
    L走了,不大一会儿又回来了。脸上换了副模样,说话也客客气气,斯文起来。他拍了一下洪峰的肩膀,说能不能再商量商量。洪峰见他口气变了,也缓和下来说,行啊,你要是承认错误,咱这事好解决。L说,那咱到外面商量商量。洪峰说,到外面干什么,就在这儿说吧。L坚持让他出去,说这儿说话不方便。洪峰毕竟年轻单纯,他见到凶相不含糊,可是一见到好脸色心就软了。人家让他到外面他就答应了人家,心想在哪儿说话怕什么,这种事又不是你死我活,你让我一步我让你一步就都过去了。
    当时的保卫科就在检测场的大门旁,洪峰在前面走,L在后面跟着,刚到门口,洪峰就觉得浑身一震,一只匕首从他的后胸深深地扎了进去,洪峰挣扎了两下,便昏倒在地上……
    五
    洪峰受伤了,伤得不轻,那只匕首从他的后胸扎进去,穿过胸腔,又透过了肩胛骨。医生说,再有不到一公分就碰到心脏了,碰到心脏就没命了。洪峰命大,这条命是他自己捡回来的。
    洪峰受伤的事件,震动了整个检测场。苏光兴在医院里,抱着洪峰流下了眼泪,说你是为了咱检测场受的伤,是我没把你保护好。当时的领导王利、田文山、范秀英和检测场的干部职工都到了医院,给他送来了礼品,送来了慰问、送来了关怀。
    洪峰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多,身上的伤痛折磨着他,心中的许多困惑和不解也折磨着他,卢松旺、苏光兴等领导有空就去看望他,来了就给他带来吃的用的,还把自己的钱留给他。
    他的父亲很感动,说人家领导那么忙还常来看他,咱是什么,咱不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吗?知足吧。
    洪峰很感动,却不知足。他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起来了,他喜欢思索了,许多问题他弄不明白,他想向领导请教。比如,他受了伤,为的是检测场,为的是工作,领导上关怀他,照顾他,也充分地肯定了他。可是他听到最多的却不是这些,最多的是什么呢?
    你太年轻了,太不知道深浅了。为这点事把命送了,犯得上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刚二十出头,不要说娶媳妇,连恋爱还没谈,就这样交待了,亏不亏呀?就算封你个英雄,选你个模荡,奖励你万八千块钱,你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等这热火劲儿过去,谁还记得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洪峰呀?
    洪峰倒没计较这些,他也没想到当什么英雄、模范,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做人。一个男子汉,遇见事了,能 吗?能含糊吗?再说了,这些黑车的人给检测场带来这么坏的影响,不整治一下,也显得太没有是非、太没有公理了。要整治恶势力就不能怕, 的怕横的,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恶人都是善人太软弱才敢为所欲为,如果在恶势力面前都能挺起腰杆,恶人就不会这么猖狂。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在恶势力前绕着走的、躲着走的、站在远处看热闹的不是少数。
    更让洪峰不解的是,谁来惩治恶人?他都在医院住了半年了,扎他的L依然逍遥法外。说抓不着,可是很多人说,他还大摇大摆地在检测场门前转,还在从事黑车的买卖。倒是洪峰一些社会上的朋友,找到L家,没摸着人,一通打砸,算是替洪出了口恶气。
    这不这算,L还到处托人托关系,要私了,要摆平,摆得平吗?他还给苏光兴送礼,要求苏光兴通融。苏光兴为这事更伤心、更痛苦,他绝不能答应,他要是答应了,洪峰的血就白流了,这个年头就没对没错、没黑没白、没善没恶、没是没非了。他得争个清白、争个说法、争个公道,不仅仅是为了洪峰,也是为检测场,为了曾经在他危难中伸出无数双手的父老乡亲。
    县公安局和城关镇派出所对这个案子很重视,在洪同院以后,终于将L缉拿归案,并绳之以法……
    六
    几年以后,我跟卢松旺在谈起这件事的时候,问了一句话,黑车的人为什么这么猖狂呢?他们有根子吗?看过官场、商场上的形形色色,按照已经习惯了思维定势,我很自然地问起了所谓的根子问题。大凡有恃才无恐,有处撒娇才敢随便耍刁,叫得再凶的仗的也是人势。
    卢松旺说,要说这根子,那得追溯到通州的历史上,金元明清定鼎北京,通州就成了京畿漕运仓储重地。元明清几代王朝,每年要由浙、赣、皖、湘、鄂、鲁、豫诸省调运三四百万石漕粮,其中十之二三储于通仓,十之八九转输京庾。每逢粮船到坝,帆樯衔接不下数十里,盛况空前。
    这么一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必然是群贤荟萃之乡,又是藏污纳垢之所。上九流如皇族贵戚、文臣武将、迁客骚人、海外使节之类,下九流如盗贼响马、花船娼妓、丐帮杆爷、车船店脚牙等等。
    一条京杭大运河,成了封建经济的大命脉。据说,清定都北京,对漕运尤为重视,康熙42年癸未,完成了黄淮两河的堤坝工程,命各省地方官督理漕运。由此,漕运大为兴盛,但随之亦流弊丛生。八旗官兵日益骄横,汉军绿营亦助纣为虐。他们假公乱拉民夫,封船供差,强掠财物,形同土匪。沿河民夫为了自卫,结成了粮米帮。粮米帮原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在与官兵斗争的同时也沧为强悍之徒,持械私斗,但收效不大,漕运一片混乱。雍正三年,清廷通令各省,挂榜招贤治理漕运。
    满清入关后,明王朝的遗臣志士便将公开的反抗转为地下斗争,创立了许多反清复明的帮会组织,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传说是郑成功创立的洪帮。洪帮组织非常庞杂,名称也很多,诸如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袍哥、海皮等等。康熙37年,洪门首领天佑洪指派翁岩、钱坚、潘清另立组织,表面附清,暗中仍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与洪帮互为表里,共图复明大业。翁、钱、潘领命后,在河南开封召集天地会骨干会议,陈述天佑洪交待的计划,说明宗旨,成立了“道友会”,公推翁、钱、潘为首领。
    翁、钱、潘得到雍正皇帝张榜招贤的消息后,心中大喜,便揭黄榜。当时河南抚台田文镜是杭州人,与潘清为原籍同乡。三人见了田巡抚,说明来意,陈述了整顿漕运的设想。田巡抚大喜,与漕督同本上奏。雍正皇帝当下旨谕,饬翁、钱、潘三人归漕河总督张大有节制,并听命于勘视河工钦差何国宗指挥。三人辞别了田巡抚,来到清江浦,请见了张漕台及何钦差,复请张、何二人转奏,请恩准开帮收徒,以便统一粮务。清迁准其所请,三人便先去联络旧有的粮米帮,全部收纳,又与原来的道友会联合一起,创立了所谓的“安清道友会”。安清者,安定清廷也。
    是年12月9日至29日,翁、钱、潘在清江浦大开香堂,广收徒弟。按72地煞之数收徒72人,其中翁岩所设香堂称翁佑堂,按八仙之数收徒8人;钱坚所设香堂称钱保堂,按28宿之数收徒28人;潘清所设香堂称潘安堂,按36天罡之数收徒36人。如此,众徒弟又收徒弟,清帮遂立。
    翁、钱、潘开堂收徒后,开始按佛教清门派的教义治帮,规定以“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学”24字为家谱字系。又订立10大帮规、香堂仪式、孝祖规则,立戒10条、家法礼节等等。从此,清帮便以巨大的规模和声势,活跃在京杭大运河的沿途。
    由此看来,当年活跃在大运河上的清帮,就是个横跨黑白两道上的特殊集团。通州是漕运码头的所在地,也是清帮活动的重要地区,上溯到通州土著的家史,许多先人都参加过清帮,有的还是其大小首领和中坚势力。
    清帮统治时期,官匪一家,兵匪一家。倒霉的当然是老百姓,然而通州的一些老百姓特别是下层人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帮会的影响,沾染了帮会习气。这里的百姓,靠河吃饭的,走的是横水和竖水,天不怕、地不怕、天第一皇上第二他是老三;靠实力吃饭的,早晨用小汗禢儿换几个烧饼,吃完了去扛大个,挣了钱再把汗禢儿赎回来,得过且过,又自在逍遥;还有靠混吃饭的,混的名堂很多,坑蒙拐骗赌,什么歪招儿损招儿邪招儿都有。
    所以说,通州人讲义气,有一股大运河的豪气;通州人善交结,能容纳五湖四海;通州人心气高、心眼活,如一条大河滔滔千里;通州人有文化、代有作家、画家、书法家、学者屈出不穷;通州人慷慨激烈,肯于救危扶困……这都是在夸通州人,通州人也有值得夸的地方,比如豪气中有匪气,义气中有痞气,大气中有小气,才气中当然也阴尖损坏等等。
    七
    话扯远了,再收回来。黑车现象哪儿都有,为什么在别的检测场没有这么普遍、这么庞大、这么猖狂呢?
    因为这个地方在通州,生存在这个地方的是通州人。
    通州人脑瓜儿灵,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个生财之道;通州人不怵阵,能说会道,上去就能把别人的钱侃到自己的口袋里;通州人不怕事,你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谁都不含糊;通州人抱团,出了事有人管,有大了中了小了,闹出事来肯定有人站出来摆平……
    再有,通州人讲规矩,有人立规矩,就有人遵守规矩,这其间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你不能不说这跟老祖宗的帮会帮规有关。
    黑车也在逐步走向组织化、规范化。比如,过去车来了,大伙儿一拥而上,你争我抢,互不相让,这就出现了打架斗殴黑吃黑搞内讧。结果是有人出面组织了,利益均摊,人人有份。说均摊可并不等于平均,得依据资历、势力、财力等等资格认定,每天谁黑多少辆车是有规定的,有了规定都照规定办事,就安定了。再比如过去每辆车黑多少钱无定数,多则五六百,少则二三百。这影响极其不好,你把人家黑惨了,人家不干,吃亏上当就一次,以后再也骗不了人了。结果他们规定,每辆车只黑200元,谁也不许多黑。明码标价,人家又承受得了,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地下刀。比如过去黑车都讲究翻脸无情,非打即骂,他们作风变了,主动热情,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有所提高,黑车黑出了水平,居然成了职业、成了气候,再想整治,难了。
    关于黑车为什么屡禁不止的问题,我跟很多人探讨过,他们都给我讲过不少的理由,但是还没有一个理由让我完全信服。在我想来,黑车是黑司机的钱,司机上当受骗难免,可也不能总是个傻冒呀?他们干嘛非得信那些花言巧语的黑车人?他们自己不会把车开进检测场吗?怕什么呢?
    在一次座谈会上,一直在检测场工作的屈玉斌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黑车看起来黑的是司机,可是司机也不吃亏。黑车的人跟司机要500元或400元,都给他开正式修车的发票,拿回去可以报销。这样,黑车的人只要200元,司机还能赚200––––300元。他把车交给黑车的了,自己省心又省事,到时候还有赚头,何乐而不为呢?所以,黑车的人都黑的是公家的车,很少有个人的汽车被他们黑一把的。
    这也是黑车的人聪明,黑车队伍里有高人的,这高人就是他们的首领。
    在调查中我还发现一种现象,早期黑车的人大体都不干了。他们把钱赚到了手,几十万上百万,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干起了正经营生,譬如开饭馆、开修理厂、搞装修,甚至搞起了房地产生产。这倒是一个很值得人深思的问题,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羊吃人”,到西方列强开辟殖民地时的贩卖黑奴,到日本的《望乡》、《野麦岭》,乃至中国改革开放 初期官倒、私倒钻政策的空子大发不义之财,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采取野蛮的方式进行的,总是充满着血腥味,是以违背善良的人性和牺牲道德为代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罪恶。
    人心向善,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得金钱总是理亏的,总想干一点正当的职业来赎买和减轻自己的罪过。我这样说,也许把人想得太善良了,但愿每一个人都多一点良知,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人类才能够自救。
    从黑车现象,我们看出了通州人丑陋的一面,也看出了些许当年漕运码头的遗风。发现丑陋、正视丑陋,我们才能进行认真的自省和反思,才能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变我们自身,才能使我们跨入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社会。
    王梓夫,当代著名作家。1947年生于北京通州马驹桥镇附马村。曾在公社机关、县文艺宣传队、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工作。1980年进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81年底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创作室主任。武汉大学毕业。现为一级职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部分作品曾荣获北京、全国大获,有的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于国外出版。本篇选自王梓夫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魂》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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