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院
谁也不会怀疑，人是赤裸裸降生的。当时，我的宣言一准是声嘶力竭的，要么，我早就夭折了。母亲曾告诉过我，在我一周岁的时候，染过一场大病，偎在炕头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多亏一们串门的老奶奶发现了，赶忙从家里翻了一个偏方送来，“有病乱投医”，加上“偏方治大病”，我奇迹般地挺了过来。难怪算命的先生说：“这孩子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云云，这本有点事后诸葛，但父亲还是掏出充满希冀的钱打发笔者 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父母或许更有几分放任，记得我有三、四岁了，还站在炕沿上贪婪地不知好歹地吃奶！
新的生命，总是充满了无的活力，从爬到走，从走到跑，一阵旋风，一串铃声，我无忧无虑地在三合院内外戏闹。
在尹各庄村，池记是首户，老辈子人说，是清朝末年发的家，不公房地产多，通州城里还有字号––––协盛兴和通盛长布店。池记的院子好大，转墙高高的，我总有点望而生畏。尽管如此，我还是着胆子从小沟眼钻进去猎奇，捡过玻璃球之类的东西，但更多的机会还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玩。
和池记相比，我家的院子就逊色多了，不过，也是颇有特点和乐趣。
这是一座标准的三合院。有门楼和影壁，影壁后有个大鱼缸和长方形砖砌的花池子；院子里还有个用砖围起来的大水缸。一棵奇怪的老榆，从后院伸过头来，枝叶快扎到水缸里去了，我常呆呆地扒在缸沿上欣赏“龙树”的倒影风姿。正房和西厢房中间有个月亮门，直通本后花园；然而，在我记事的时候，大概为了避邪早用土坯给封死了，再去后花园只能人东过道绕过去。门楼外是个大院子，有两站路鼎，后身有一盘石磨和碾子；一天到晚，“轰轰隆隆”或是“吱吱吜吜”地转个不停，那种令人压抑的沉重声响，好象在我的心底来回滚动一样，让人难以忍受。
这所可观的宅院，据说是爷爷在清朝末年置下的产业。我没见过爷爷，却见过他的红缨蘑菇帽，我从套间里给翻腾出来，常常神气活现地戴在头上玩。
西后花园，其实早已荒芜报废，我和伙伴们都叫它西后园子，里边杂草丛生，几乎乡下常见的树种应有尽有。
园子里的乐趣很多。捉蛐蛐、磕头虫，挖蚯蚓、老鼠洞，套蝉打鸟、捏泥人、摔饽饽、玩石子、伙伴多了就玩过家家、老鹰捉小鸡。后来，我在语文课本里，读了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书屋》觉得格外亲切，背得烂熟，那个百草园跟我家的西后园子怎么那样相似呢？
然而，玩得最多也最有趣的，还是我和云哥的打鸟勾当。
云哥很有本事，是我心目中的小领袖，我在西后园子下的排网子，就是他亲手做的。园子里的鸟多极了，小柳叶、花胡咕啦、麦劳儿、黄胆，还有各种颜色的靛颏。红靛最不好打，它会抄食吃，因此，夹食用的狗豆要做得特别精细才成。
有一次，我一逻三天蹲在枣棵后听动静；当时的心情，真不亚于母亲期待婴儿呱呱 附地的哭声出现……然而，期待的声音一直没有。我耐不住性子了，一步步朝下排网子的地方蹭去，最后几步便扑了过去，当我迫不急待地拨开柳丝时，一下子呆住了––––支得好好的排网子趴了架，狗豆上的大肉虫子无影无踪了，可一根鸟毛也不见！
我起心里恼火，一屁股坐在地上发愣，排网子一会儿变成了房檐上的蜘蛛网，一会儿变成了一张好大的鱼网，上面映出一道弯弯的彩虹，伙伴们一个个挤眉弄眼正冲我笑哩……
还是云哥好，跟我特铁；他把自己捉到的一只红靛颏送给了我。我兴奋极了，亲自动手用秫秸杆插了一个鸟笼子；云哥说鸟爱吃活食，我就找来一个空药瓶子，冲冼冲洗捉了满满一瓶肉虫子。
可是，红靛颏太让人失望了，不但不唱歌，而且不吃食，总是闷闷不乐，我急得坐立不安。
“这鸟气性太大，会绝食到底的，放了它吧？”云哥央求着我发善心。
“我不……”我瞪了他一眼说“好不容易地才捉到了只！”
“你不放，我不跟你好了……”云哥噘起嘴就朝外走。我慌了，一把拉住了他说：“看你，小心眼子，我放了它还不行么？”云哥抿着嘴乐了。
我把红靛颜放在手心上，让它赔，它反而一动不动，瞪着惊厅的眼睛打量我和云哥。云哥轻轻地它吹了一口气，它才尖尖地叫了声，腾空而起，蓝天里顿时响起了一首动听的歌……
我和云哥从三合院里奔跑出来，一直追踪到外，仰望着蓝天很久很久。
关帝庙
大概酷爱自由是人的一种天性，而一量纳入社会上的某一轨道之后，总是要费一番周折的。
我在父母的期望和强制下不得不上学读书了。
对于家谱，我知之甚少，只晓得祖坟在小营村，占地面积有面积有四十多亩，可以想象当年家族的兴盛。祖辈哥仨，其中大爷和三爷都是清朝命官，一个是通州府里的“跟官”！，一个是统管通州至热河关隘的大员。父辈哥俩。伯父是清末的秀才，曾在山西绛州府当过九年文书。解放初期，小学校里搞什么大型的庆祝活动，常请他来做表演，他的传统拿手节目是《白蛇传》。父亲的学问不如伯父，但识文断字，打一手漂亮的算盘，毛笔字也师承有体，村里人恭敬地称他为周先生。
可以想见，在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国度里，对于这样家族的后代，父辈们该寄予着什么样的希望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则是他们笆信的“天条”，不然，我刚刚六岁，是决计不会离开那个三合院的。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一个陌生的领地––––关帝庙。据我所知，乡下用寺庙改做学堂的，是解放初的一种普遍现象，这里固然有破除迷信的因素，我想更多的怕是由于年轻的共和国财力上的不足造成的。
三国蜀汉大将关公，是明朝一五九四年神宗时期进爵为帝的；这之后，和地才纷纷建立关帝庙祭祀，尊为武圣，与祭祀孔子的文庙相提并论了。尹各庄村的关帝庙建于何年何月，现已很难考证，我只记得那时谁家死了人还要到那里动报丧招魂，我和伙伴约定俗成称之为“大庙”。
在武庙里培养出“秀才”来，是不那么简单的事。是眷恋三合院里的乐土呢，还是惧怕关帝庙里的阴森？我也说不清，反正我经常跟母亲转影壁不肯去，母亲则颠着两只小脚挥舞手中条帚疙瘩威吓我，一直看我悻悻地爬上了村东高上坡方肯罢休。
关帝庙坐落在村东高上坡上，坐北朝南，有两层院落，中间是大殿，两旁则是配殿，古槐参天，钟声悠长，足以震撼我的幼小心灵。
我第一次走进“教室”，坐在后边靠门口的地主，老师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没记住，空旷阴冷的大殿和奇形怪状的桌椅板凳给我打上的烙印，却是永生难忘的。下课的钟声终于响了，我逃难似地窜出了门，义无返地奔回三合院去了。
记得老师发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六十四开本的，里边大概有描狼和羊的故事，我便给它起了个雅号––––“小狼书”。就是这样一本“小狼书”，我也没有读完就病倒了，天晓得是怎么病的！我借故提出休学，父母也不好再勉强，只好默认。
一九五三年的秋季，我重整旗鼓再次“进驻”关帝庙。
这一次是历史性的，关帝庙里的每一间教室，几乎我都转遍了。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每次期中或期末考试，语文和算术充其量也就六、七十分，就是这样的水平，也是在云哥的帮助下取得的。他常常不声不响地把作业本给我看，或是坐在一旁看着我演做习题，指点着我如何解难题，直到我做完了，他才肯拉着我的手去玩。
渐渐地我才发现，学校里可玩游戏是很多的，我安心多了，再也不吃母亲的条帚疙瘩了。下课的钟声一响，同学们一个个象出了笼的小鸟在院子里嘁嘁喳喳地戏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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