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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利益


来源:原创   作者:刘福田   时间:2004-11-9   阅读1026次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第二个陈景润?2002年8月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曾经讨论过这个让人尴尬的话题。与会者分析了几个方面的原因,说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一是经济上的困窘,二是软环境和硬环境,三是体制滋长的浮燥之风。但是我觉得这些分析,说到底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个根本的原因没有被说明,那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这甚至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渊弊,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可能冲破这个历史的沉积,造成火山式的偶然喷发。
      传统的儒家思想,创立于春秋时代的孔丘,其诞生之初,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派别,但是到了西汉董仲舒的时代,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恰合了统治者的利益,因此获得“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恩宠,并从此成为其后两千余年,中国正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核心。儒学后来称为儒教,而且名列儒道佛三教之首,这不是简单的名称问题,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其实质是儒家思想政教合一的体制,这已经是我自己的哲学结论。
      子曰: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解释成现在的白话,那就是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当官谋利成就功名,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功利目的性昭然不掩。就以结果来把握手段的意义而言,这样说丝毫不过,学习当然是为了应用,否则学它何用?但这本身不能极端,一旦绝对到了极端,势必造就学习的直接功利性,那就是当前利益对长远利益的否定。可是中国的历史,从此就这么极端过来了,多少人皓首穷经,连科不举却又逢科必试,多少古代知识分子,就这样在无谓科举制度之下,麻木地浪费着生命,行将就木也痴心不改?
      作为统治阶级,麻痹知识分子的手段,封建科举制度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确实摧毁了知识阶层的逆反,使他们终生沉溺于功名的追求,在相互的残酷竞争中,消磨了自我的独立和反抗意志。偶然脱颖而出的个别人,也便被统治阶级收买同化,最终在官场利禄的黑暗和腐败中,完全葬送掉自身。这正是统治阶级需要的结果,它客观上维护了其统治稳定,但是也自然地毁灭了,知识社会性的创造力量。
      两千余年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本来历史悠久,在知识和思想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渐渐地落后于西方国家,直到我们的国门,被列强的洋枪洋炮轰开,国人才终于惊慌失措起来。近代屈辱的民族国家历史,使我们被迫开始了反思,被人家砸毁了国门的关锁,夜郎自大的清梦自然是做不成了,于是我们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向别人学习,只有依靠自身的强大,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
      意识是行为的动机,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必然先从知识和思想领域开始,无论经过怎样的周折,这个过程的性质不会改变。我们经过了多少年的探索,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并由一代伟人,把它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这才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但是我们并没有多么的强大,要摆脱屈辱历史的重演,显然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曾经雄立世界的文明古国,会经历那一段悲惨的历史?找不到其中根本的原因,我们应该寝食难安,因为这才是避免悲剧重演的关键。
      其实答案是显然的,在隐蔽形式政教合一体制下,一直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封建儒家思想,正是我们近代屈辱历史的始作俑者!文革中我们批判过儒家思想,但是那是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并没有产生实质的意义。儒家思想虽然历史上起到了反动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有许多理性的成分,我们不能全盘肯定,当然也就不应该完全否定,这需要我们更理性地去看待。作为儒家思想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更是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待,决不能做那些人身攻击式的所谓“批判”。
      我们这里对儒家思想本身,不做更详细的分析,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拙作《中国哲学史批判》。不过这里提到儒学,不仅是作为一种历史说明,而且因为它现实仍然具有的直接影响。文革中我们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犯了从一个极端,直接到另一个极端的错误,所以批判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认识的深刻。随着对文革的否定,再次呈现了极端的往返,今天人们的思想认识领域,再一次出现了儒家卷土重来的端倪,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也会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
      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早已告别了封建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再闭关锁国自命不凡,如果我们为儒家思想招魂,其结果会是怎样,那简直就是不堪设想,它也决没有实现的可能。不过这样苗头也应该警惕,因为这本身就非常可怕!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第二个陈景润?根本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余孽,仍然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作祟!它甚至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具体的分析我们往后放放,让我们再看看西方,知识和思想领域里的历史和现状,这样也好有一个对比。
      在中国儒家思想诞生的几乎同时,古希腊的雅典城邦,也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他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当时的思想成就,我个人感觉,与同时代的中国孔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苏格拉底却开创了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的先河,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那就是“知识就是美德”!不要小看了这样一句口号,它直接赋予了知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象中国,仅仅作为取仕的手段,这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差别!苏格拉底甚至不惜用自身悖论的形式,强行肯定了知识的绝对地位。它从此奠定了西方哲学对知识的定位,他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是直接地把学习定位为,“求知是人的本性”,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理性。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称作神学,认为研究哲学的条件,必须是生存无忧,为求知而求知,不能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这些思想,影响了西方人之后的求知态度,造成了纯学术的气氛。虽然古希腊哲学,后来因为基督教的压制,一度被迫中断,但是这些观点,给后来西方世界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中科学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更是直接得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结论,他把人们获得知识、掌握自然的必然性,当作人类统治和支配自然,达到自由王国的基础和前提。“服从自然,才能命令自然”,“思想上得到真理,在行动上就得到自由”。后来思宾诺莎的自由与必然的思想,就是发展了培根的观点,即借助于科学知识,人不仅可成为自然的统治者,而且还可以统治自身的本性,自由不在于随心所欲,而在于自由的必然性。
      这些观点本身,我们这里不必评价,就西方思想界对知识的态度,显然与中国儒家倡导的功利说,已经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的知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以作学问为求生和干预现实的工具,或者作为当官的敲门砖,而西方正好相反,他们显然直接以求知为目的,没有任何其它的附带。对于知识的态度不同,自然效果反差也十分明显,所以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近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后来居上地超越了中国,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迅猛发展的势头。
      而我们呢?我们今天对知识的态度又是怎样?不能说我们对知识的态度没有改变,近现代世界客观形势的逼迫,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了知识的重要。从大清王朝末期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变法图新和倡导西学,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一曲《东方红》响彻太空,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们科学的进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了扬眉吐气!文革开始以后,知识分子却一下子成了“臭老九”,科学发展在那个疯狂的时刻,几乎停滞了脚步!十年浩劫之后,我们总算又一次发现了知识的重要,邓小平“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提出,让我们再一次开始了知识的腾飞。
      神州5号载人飞船成功升返,让我们再一次感到了骄傲!这次太空实验,在网上我曾看到过否定的说法,一些人以为中国好大喜功,不应该进行这样耗资巨大的尖端试验,殊不知这有一种战略威慑的作用。中国当年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我们在世界上说话能挺直了腰杆吗?我们不造航母,因为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对它的需要,这是一种对世界的和平姿态,但是我们不能一无所有,起码的自保和威慑能力是必须的,否则我们凭什么,对世界上仍然存在的霸权主义说不?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有目共睹,但是我们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我们的科学家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这样的成就的,我们仔细地想过了吗?原子弹氢弹爆炸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们在饿着肚子!今天搞太空船的挣钱不如卖鸡蛋的。原来是整个民族的困难,那还算情有可原,可是今天呢?能怪中国的许多学者,到了国外就再不回来了吗?如果我们的科学家们,每天都要考虑柴米油盐,还要上下班接送孩子,琢磨着那里才能买到便宜的衣服和蔬菜……,又没有很好的实验条件,他们能有多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呢?
      这些就是所谓的硬环境,这些显然正在逐步改善,那么软环境呢?所谓软环境就是指代学术氛围,我觉得这应该和体制归为一类。科学家自身的软环境状态,以及体制的浮燥,都是源于同样的根本,而后者是造就前者状态的基础,当然它没有决定的作用,否则中国连一个陈景润也诞生不了,更别说第二个。软环境差的根本,在于思想认识领域里的历史惯性渊弊,也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历史沉积现象,它造就了浮燥的体制,也造就着个人的软环境状态,前者的状态成为后者状态的进一步加强,好在这一切都没有根本的决定作用。
      科学家们的工资不是容易领的,别说几年,就是几个月没有论文发表,估计就要面对很大的压力。管理部门做了投入,当然希望很快见到成果,于是这种指标那种评定,这些自然是家常便饭,科学家们应付这些都已经精疲力竭,还那有时间静下心来搞研究?可是不应付这些吃什么?这就是现实环境。人类一项重大的发明发现,往往需要倾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一件简单的事吗?由此我想到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学,他们的教授可以有一份丰厚的终身年薪,学校对他们没有任何要求,他们却往往硕果累累,大概真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可以静下心来做点什么。
      对于体制而言,这显然就是一种急功近利,不懂得科研和其它工作的性质差别,没有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那次国际会议之后,我想这样的体制可能得到改观,但是那不是科学家们本人可以决定的。环境可以去争取改变,但是个人没有把握它的能力,不过个人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否则中国怎么还是出了个陈景润?陈景润当年的工作环境,大概是众所周知的,一间6平米的小屋,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他就是伏在床板上,在论证着“哥德巴赫猜想”!如此的环境,可想而知他成名前的状况,但是他最终“十年磨一剑”,脱颖而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今天任何一个科学家的环境,大概都不会比当年的陈景润差,那么一切前面强调的原因都否定了,我们应该再问一句,为什么今天就没有第二个陈景润出现了呢?显然关键还在于自己。陈景润工资不会很高,但是据说他的床单下,居然压了不少的钱,也许就是那么少的一点工资,陈景润都没时间去花,显然他的时间,都用在了刻苦的钻研上了,这就是中国之所以出了个陈景润的根本原因。
      这个世界越来越精彩了,谁能在这样的精彩面前,永远保持一颗平静的心?科学家当然也是人,但是选择了科学,就是选择了寂寞和孤独,如果没有一颗安静的心,那最好还是改行做别的。我不赞成陈景润的过于辛劳,那也确实损害了他的健康,不然他应该不会那样早就离开了人世,但是这种精神却值得提倡。“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就是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它的根本还在于自身,只不过什么事都不要过分。
      这样我们可以结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第二个陈景润,根本原因是没有了陈景润那样的人,或者他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其实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练人的意志,而科学研究本来就是对人的意志磨练,不是意志坚强的人,也很难有大的成就。中国已经出了一个陈景润,这样的环境,第二个陈景润不出便罢,出来就可能震惊世界!俗话说多少钱都买不到作为财富的贫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自甘贫穷,这就是辩证。
      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当然不仅仅存在于科学界,它显然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鼠目寸光是对于这种现象的讽刺,但是轮到自己也许就是那只老鼠。《伤仲永》的故事家喻户晓,现在不是也有什么少年大学吗?广博的知识才是发展的基础,不过现实就是现实,教育儿子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他明年高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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