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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酒


时间:2005-1-29   阅读1633次

      酒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产物,中国自有酒出现以后, 喝酒就逐渐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从氏族社会的酋长,到阶级社会里的天子、诸侯, 从达官贵人到平头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平滴酒不沾的人大概是少之又少了。因此,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之密切是不言而喻的。
   
      以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为任务的小说,当然也就和酒离不开了。在小说中不仅有大量的描绘与酒有关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借酒来刻划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思想情趣,推动情节的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
   
      中国小说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先秦的所谓小说,和我们今天的小说全不是一回事。那时的所谓小说,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饰小说以干县令, 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他是把浅薄琐碎的言论叫做小说的。那时,只有诸子集中夹杂的寓言故事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可以算作是小说的萌芽吧。 就是在这些作品中,已经反映了一些关于酒的故事。
   
      酿酒在当时好像已经比较普遍了,至少从帝王到 百姓都有酿酒的。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所讲到一个因为狗很凶,顾客不敢上门,以至酒卖不出去变酸的寓言故事,就说明在民间已经有了饮酒卖洒的。至于说酒变酸,是因酒是用粮食酿制的,度数也低,所以时间稍长就会变酸。现在陕西西安的米酒(即稠酒),一般只能保存七天,后来经过技术改进,也只能保存两个月,时间一超过就会变酸,所以韩非在这则寓言中所反厂映的生活是非常真实的。
   
      但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民间饮酒远不如后来普遍,所以在《诗经》的国风中,就极少有关饮酒的描写。相反,上层贵族饮酒之风却大盛。这只要看看《周礼·天官·家宰》所记载的王室造洒的规模就可以想象出来了。王室酿酒,设“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府二人,吏八人,青八人,徒八十人。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莫三百人。”用这么多的人来给帝王造酒,其规模真是可观得很!因此帝王之中“酒天子”颇多就不足为怪了。《穆天子传》所描写的穆天子宴饮于西王母瑶池的故事,就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曲折地反映了“酒天子”们的享乐生活。这个故事在《列子》、《拾遗记》中,都有记载,但记载得最详细的,当推在战国墓里发现的大批竹筒中的《穆天子传》了。
   
      在《穆天子传》中,一开始就描写了他乘着赤骥、盗马丽、白义、逾输、山矛、渠黄、弊驷、骤耳等八匹骏马,浩浩荡荡地从成周(宗周)出发,渡黄河,过太行,经漳水,越盘 ,又沿海沱,经关蹬(今雁门关),过河宗氏居地 (河套北)而西行,到达昆仑之台,再西行三千余里,来到了“西王母之乡”。西王母见到周穆玉之后,便与他畅饮于瑶池。饮宴中间,西|王母问他:“道里悠远,山 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这位酒天子马上回答说:“比及三年,将复而(你)野(领地)。”这个故事, 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写得绚丽多彩,气势恢宏。因此, 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大。诗人们不断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这同一题材。唐代诗人李商隐就在《瑶池》的诗中, 写了这位天子从地下喝到天上的故事,李商隐在他的诗中说:“瑶地阿母绪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玉何事不重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穆天子传》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志 怪小说方面有《神异记》、《十洲记》、《搜神记》等等。 在志人小说方面则以《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为代表。这些小说仍然只是“丛残小语"、“粗陈梗概',(鲁 迅语),但写作上简约隽永,文情委婉,颇耐人玩味,而 且在人物的刻划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但由于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者本身都是文人,他们所描写的生活面,也没有离开文人自身的生活圈子和他们的生活情趣。在洒的描写上,基本上是反映当时文人纵酒放诞,或者是上层社会的故事。
   
      这些作品虽然是“粗陈梗概",但在性格的刻划上, 人物的塑造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例如在《世说新语》中有关刘伶、阮籍、王敦的若干篇章就是这样。
   
      对刘伶纵酒放达的描写极为简略,而刻划又颇为生动。这位刘伶实在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徒",他的嗜酒如命,大概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位了。因此后世把这位才华横溢的“酒徒"称之为“酒仙"。刘伶几乎是一日一醉,想来清醒的时候远远没有喝醉的时候多。不仅如此,在他喝醉以后,也就疯疯颠颠起来,什么礼法不礼法是全然不放在心上的。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一个故事说,刘伶大醉以后,就脱得赤条条地坐在家里。有士大夫对这种大失体统的举动当然是大摇其头的。于是有人就当面讥笑他,他却满不在乎地说: “我以天地为栋宇,居室为军衣,诸君何为入我悍中?" 这真是无礼之至,他竟放肆地嘲笑这些士大夫是钻到他的裤子里来。《世说新语》仅寥寥几事,就把这位放诞的“酒仙"的狂放的性格写得生动有趣。《世说新语》还写他出游时也带着酒,沿途痛饮,随身还带有一 把铁锹,吩咐从人,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把他埋掉, 这真是不醉死不罢休!
   
      另一位喝酒大大有名的人物就是阮籍。这位阮籍喝起酒来。一点也不比
    刘伶逊色。阮籍傲礼简贵,官是不想当的。但有一次居然主动找到晋文玉,想补个步兵 校尉的缺,弄得晋文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出宫就对刘伶说,快来恭喜我,我当了步兵校尉。刘伶马上不高兴了,责备他趋炎附势, 阮籍这才说了实话:校尉府中藏有好酒三百石!于是, 当晚他就和刘伶结伴大喝特喝起来。过了一阵子,酒喝光了,他的官也就不想当了。又跑到晋文玉那里去辞 官,弄得晋文玉没有办法,也只好让他辞官。在《世说新语》中,写阮籍丧母也十分精彩。阮籍丧母,裴令公 前去吊唁,正好碰到阮籍喝醉的时候,“散发坐床,宾踞不哭”。裴令公哭吊其母,他竟不为礼。其放诞不羁如此。
   
      刘伶、阮籍纵酒放诞,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魏晋以后,政治动乱,一些文人为避开政治游涡,就沉醉在洒里。所谓“一手持蟹整,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在这一时期,文人中在思想上尚老庄,重玄谈,追求“身与物化"、“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既 然在思想上崇尚老庄,在行为上放浪形骸,当然对“名教”就不放在心上了。阮籍就说过:“礼岂为我设耶!”不仅如此,他见到“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们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很自然就沉洒于酒,藉曲冀之力, 在酒精的麻醉中达到避世的目的。而《世说新语》中, 仅仅用了短短的几段文字,就把他们这种纵酒放诞的性格描摹的活灵活现。
   
      在《世说新语》里对士族阶层那种残忍阴险、狡诈狠毒的嘴脸和穷侈极欲的腐朽生活也有生动的描写。 如《汰侈》篇中记载有石崇宴客的故事。石崇每次邀请客人宴会,“常令美人行酒”,客人如果有饮酒不尽者, 就使“黄门立斩美人”。有一次大将军王敦应邀赴宴,每次敬酒都故意不饮“以观其变",以至于连续杀了三个美人,而这位大将军却无动于衷,“颜色如故,尚不肯饮”,有人劝他,他却说什么“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短短的文字,已把这位王大将军残忍冷酷的嘴脸勾画得清清楚楚。托名刘散而实系葛洪所作的《西京杂记》中,有《肃鸟鹏袭》,是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初还成都,穷得没有钱买酒,遂脱下“所著肃鸟棋袭就市人阳昌黄酒,与文君为欢”。后来两人设计图谋卓玉孙分财产给他们,就开了个小酒店,“相如亲着棋鼻悍涤器,以耻王孙",果然逼得王孙给他们分了一大笔财产。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传为佳话。鲁迅也认为这篇文字写得“意绪秀异,文笔可观”。
   
      在志怪小说中,值得一提的是干宝的《搜神记》。其中有“千日酒"的故事,写的是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有位姓刘名玄石的人求之,狄希由于酒还没有酿好,就没有给他,禁不住他求之再三,就给了他一杯。果然只此一杯就“醉死”,经三年之后,刘石才醒过来,而且大声说:“快哉,醉我也。”
   
      不仅如此,被他的酒气“冲入鼻中”的人,“亦各醉卧三月”。 酒是能够醉人的,而这里把酒的作用又写得何等神奇, 不要说喝上一杯,就是闻上一闻也要醉卧三月。
   
      唐代牛僧孺的《玄怪录·古元之》则描写了一个比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要引人入胜的乌托邦式的和神国。后魏尚书令古粥族子元之,因饮酒而死去,本来已经盛殖起来,由于古粥思念他,三日后想开棺再看他一眼,没有料到元之竟已生还。古元之述说了他醉死之后在和神国的所见所闻。和神国恍若仙境,“青彩籍絮,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口哲”,“四时不改”;在这里 “人得足食,不假耕种"。既无蚊虫亡之虫,又无虎狼之兽, 人无忧戚,寿可一百二十。官不知身之在事,君不自知为君,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更妙的是“每日午时一食, 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且“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人们整日价游览歌咏,饮酒尽欢,陶陶然却又未尝昏醉。在牛僧孺的笔下,描绘了一幅多么令人向往的 和平、安详、富足而又悠闲的极乐世界。后来,这位古元之在参观了这一切之后,人们再次请他喝酒,数巡之后,不觉沉醉,醒后重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来。这篇小说虽然不免仍然有着某些魏晋志怪小说的余绪,却情 曲折,文笔流畅,引人入胜,而洒在这篇小说中,是 贯穿全文的唯一线索,和神国里十亩一酒泉,主人多是醉而游,醉而返,在醉人醉语中,给整个小说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浪漫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由于处在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文学艺术
   
      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气象而发展和繁荣起来。在唐代对酒的态度也和魏晋时期大异其趣。这在薛用弱的《集异记·王涣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即名诗人王之 涣),一次到酒楼中去买酒喝。忽然有梨园伶官十多人也来到酒楼会宴。她们一边会宴,一边奏乐。这三位诗人就悄悄地约定说:“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 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一会儿,一个歌妓先唱了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继而另一歌妓唱了高适的“开筐泪沾臆”,又停了一会儿,又一歌妓唱了王昌龄的“奉帚平明金殿开”。 偏偏没有人唱王涣之的诗。王涣之这时指着歌妓中最出色的一个说,要是她唱的不是我的诗,则“吾即终身 不敢与子争衡矣”,如果唱的是我的诗,则“子等须当拜床下,奉吾为师"。等了一会儿,轮到这个最出色的歌妓唱,她果然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例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于是: 涣之即挪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 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 “不知诸郎君何以欢嘘?”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竟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 是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这篇唐传奇,生动地描写了唐代文人诗酒宴乐的风尚。歌妓们非常有修养,他们不仅非常熟悉这些知名诗人的诗作,而且颇有欣赏水平。诗人们彼此融洽,就是和这些萍水相逢,偶然邂逅于酒楼的歌妓们之间,也显得那么和谐自然。这里所描写的这种和谐、风雅的气氛是何等感人。而这也正是唐代社会的一个生动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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