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这里三个故事看似各不相联，但合起来却相辅相成，恰好成为一篇小说，并集中表现了一个主题，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
2006年初夏应邀到美国讲《红楼梦》，回来写成三个故事奉献给大家。《石头记》甲戌本“楔子”里有这样的话：“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持；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请注意：曹雪芹故意把“多磨”写成了“多魔”。第五回里那句“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大家更不会忘记。这三个“冰糖葫芦”般的故事如此命名恰切否？请大家读完评说。
第一个故事
他一再叮嘱我，到了纽约，一定要当面问她，还记不记得挪开暖瓶的那回事。
他和她，三十几年前，和我，同在工厂一个车间。他们是正式工人，我是教师，下放劳动。我比他们大10岁，但很合得来。我跟他学镟工活儿，叫他师傅。她是统计员，那时梳着俩抓鬏，走过来跑过去，扎着红头绳的大抓鬏前后晃荡，使人联想起硕大的蝴蝶。
工间休息的时候，在那间更衣室当中，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大案子，说说笑笑，用大搪瓷缸子，大口喝水。大案子上，常放着几只大暖瓶，是最粗糙的那种，铁皮条编的露着瓶胆的外壳，漆成浅蓝色。
我当然还记得那张大桌案，甚至记得那是因为工会会议室里买来了新桌案，才把那旧的淘汰到车间更衣室来的。也记得那种胖高的暖瓶，北京人又叫做暖壶，也就是热水瓶，这种东西在中国现在也越来越不时兴了，现在多半是喝饮水机上不断更换的桶装水。在外国，特别是西方社会，暖瓶，甚至开水，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概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如果不喝咖啡，那在家就喝自来水，在餐馆则喝大杯的冰水。
他在我面前回味过很多次，就是挪开暖瓶的那件事。他非常喜欢她，休息时，却不敢坐在她近旁。她总大大方方地坐在案子一端，他呢，那天选择了一个离她最远的位置，就是案子的另一端。那天大家究竟议论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天他话多，正当他高谈阔论，她忽然大声说：“哎，把暖瓶挪开！”我坐在案子一侧，离暖瓶比较近，就把一只暖瓶挪了挪，他还在议论，她就更大声地对我说：“劳驾，把那个暖瓶也挪开！”我就把两只暖瓶都挪到一边地下去了。这些细节，经他提醒，我都还想得起来。
她要求挪开暖瓶，是因为暖瓶挡住了她的视线，使她不能看清楚大发高论的他。挪开了暖瓶，她就睁圆一双明亮的眼睛，直盯着口若悬河的他，两个抓鬏静止不动，仿佛一对敛翅的春燕。
“她非要把我看清楚，你说这是不是别有意味？”
他问我多次。我的回答永远是肯定。
后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我成了所谓的作家。她1978年考取大学，1983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他下岗后做过很多种事，现在比较稳定，是一家大公司的仓库管理员。那家工厂早已消失，原址成为一个华丽的专供“成功人士”享受的商品楼盘，底层是商场，商场附设星巴克咖啡厅，我和他正是在那里会面的。他知道我要去美国讲演，打电话说要见我，托我个事。我就约他到星巴克，他喝不惯咖啡，甚至闻不惯那里头的气息，他说完他的心事嘱咐，就离开了。
我已经年逾花甲，他和她也各自都早已结婚有了子女，我们应该都不算浪漫人士，但他却还是希望我能在美国见到她，并私下里问她，还记不记得挪开暖瓶的事情？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他们生命的那个时段，她喜欢他，以至他说话时，她不能容忍任何障眼的东西，她不但要倾听他，还要注视他。他只希望她在我面前表示，她还记得，确实，她那时候喜欢过他，然后，我回国把她的回应告诉他，他就满足了。
我把他的嘱托，视为一个神圣的使命。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好这个使命，不亚于要把我那演讲的任务达到圆满。
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瞬间。使这些瞬间定格，使其不褪色，可以永远滋润我们那颗在人生长途跋涉中越磨越粗砺的心。
我演讲那天，她没有来。当地文化圈的人士聚餐欢迎我，她也没露面。我给她打去几次电话，都是英语录音让留言，但我留了言也没有回应。
直到回国前一晚，再拨她家电话，才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一点没有变。她很高兴。说他们全家到欧洲旅游，昨天才回来。她说看到报道，祝贺我演讲成功。我就引导她回忆当年，提到好几个那时工厂里的师傅，其中有他，她热情地问：“都好吗？你们都还保持着联系吗？”我就先普遍报道一下那些人的近况，然后特别提到他，提到他那时如何喜欢高谈阔论，那时候我们给他取的外号是“博士”……我都提到那张旧桌案了，她一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发出熟悉的笑声，但就在这关口，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她先道了声“sor鄄ry”，然后分明对她那个房间里另外一个人，估计是她的女儿，大声地说：“朱迪，你把那个花瓶挪开，我看不到微波炉了……”虽然她马上又接着跟我通话，但我的心一下子乱了，我都不记得自己究竟是怎么跟她结束通话的。回国很多天了。我没主动给他去电话。他也还没有来电话。如果他来电话问我，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第二个故事
19年前，我在美国参加了若翠的婚礼，是在她夫君的牧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牧师在他们那栋雪白的住宅回廊外为他们举行仪式，众宾客围贺后，婚宴就在露天排开，长长的餐桌两边，就用许多收割后压榨紧凑切割整齐的牧草垛当长凳，坐上去非常舒适，而且，还散发出特殊的清香……
16年前，我在北京接到若翠的电话，她说跟夫君一起来北京。下榻王府饭店，没时间跟我见面了，问我可好？我简单说了说自己的状况，顺便问起当年跟她一起去美国的几个熟人，她说，哎，那几位呀，还只是在华人圈子里混，她说她现在几乎不跟华人接触，交往的都是跟他夫君相关的白人，她说他们从不去唐人街，她现在习惯了看英文报刊英文电视，在派对里，那些白人用英文俚语表达的幽默感，她已经可以共鸣。我就问了她一个俗气的问题：你们有孩子了吗？她并不见外，说明年会落生，他们会让那孩子受最好的教育，健康成长。
9年前，我第二次去美国，妻子晓歌跟我一起去的，若翠在牧场接待了我们三天。她夫君去欧洲了，就她和她的女儿翠茜在家。翠茜那时已经7岁，上小学了，每天她开车送接，我们接触不多，但离开她家后，私下里不禁感叹：这孩子怎么那么傲气？对我和晓歌，爱搭不理的，若翠说翠茜能说简单的中国普通话，她爸爸一再强调，孩子今后还是能掌握英、中双语为好，但无论若翠怎么动员翠茜跟我们说中国话，翠茜就连“你好”两个字也不说，但她跟她妈妈，却总在叽里咕噜地说英文。
3年前，若翠来北京料理她父亲的丧事，我们在家里招待了她一次。我们劝她节哀。她说母亲在她出国前就过世了，想起来很伤感。父亲以八十多岁高寿睡眠中离世，按中国传统说法，是白喜事。她夫君和女儿为什么没一起来奔丧，我们没问，她倒主动说了出来。夫君正所谓“商人重利轻离别”，原来他不仅有从祖上继承来的很大的牧场，也还涉及多种商业投资，总在飞来飞去地忙他的生意。翠茜么，她叹了口气，说已经进入了反叛期。有一天，她独自在家，忽然来了快递。是翠茜从网上订购的一件恤衫。她打开一看，大惊失色！那恤衫上用英文印着：“我要杀死母亲！”我和晓歌听了大惑不解，若翠说美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卖那样的“文化衫”非法，人家就可以在网上兜售，购买者可以选择内心想杀死的任何一个人来要求印制。我们就奇怪，你对女儿那么好，她怎么会内心里那么痛恨你呢？若翠忍不住落下眼泪，她说，那是因为，有一个问题她永世无法为翠茜解决，那就是，翠茜一直上的是高尚社区的学校，那里的学生里没有亚裔孩子，绝大多数是白人孩子，剩下有些黑人孩子，开始，翠茜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没什么不同，都是美国孩子嘛，但渐渐地，她就从别人眼睛里发现，她的皮肤、眼睛、鼻子……跟那些美国孩子差距越来越大，她自己也就越来越自觉地去发现，她还有哪些永远不可能跟同学们取平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都不是来自父亲，而是来自母亲！为此，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母亲……
今年，2006年去美国，若翠来听了我讲《红楼梦》，后来，我们在曼哈顿上城一家咖啡馆聚谈，她先到，谈了一阵后，她夫君也来了。她夫君粗通中文，但跟我沟通，还得赖她翻译。她夫君的意思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翠茜“认识中国”。她把那意思跟我更具体地展开。她说她原来那种“既然到了美国就要彻底进入白人圈”的想法大错，对她自己造成的损失且不论，对翠茜那是毁灭性的选择。翠茜现在的心理危机，实质上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现在她决心促成翠茜利用假期到中国留学，学中文，了解中国，从血缘上、文化上认同中国。她说翠茜学校前些天举行了一场“喊叫大赛”，参赛的学生要当众高喊自己憋在心里的一句话。翠茜参赛那天他们两口子都去了，事先他们也不知道女儿究竟会喊出什么。翠茜那天拼足全身力气喊出的一句话是：“我是美国女孩！”
回北京的那天，在纽瓦克机场，我惊讶地发现，若翠和她夫君，还有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居然也来给我送行，那姑娘当然是翠茜。若翠告诉我，翠茜在“喊叫大赛”中得了冠军。赛后不少同学找她谈心，说这才知道她内心里有那样的压抑感，也才知道他们有意无意中伤害过她，表示从今往后大家要更多地沟通。可是，翠茜却拒绝领取奖杯。她自己用蹩脚的中文对我说：“现在，我问我，那是，谁在喊？那个人，她是谁？”她没表达尽的意思，我已经了然。
翠茜将在暑假来北京短期留学。我和晓歌会尽力帮助她。
第三个故事
大秦是那种年过花甲，依然可称为师奶杀手的成功男人。那天在新泽西州他家，举行欢迎我访美的派对，我觉得不少“西施”其实是冲着他来的，不仅单身的见了他就露骨地表达爱慕，就是跟先生一起来的，有的也是明摆着对他欣赏不已。那晚许多女宾简直完全忘了我才应该是派对的焦点，完全围着他说笑打趣，他呢，神采焕发，妙语连珠，肢体语言十分生动，不要说女宾们绝倒，就是我们男客，也不得不承认他学识丰富、幽默风趣、风度迷人。
热闹到接近午夜，大家才陆续告别离去。梅兄开车载我回纽约。在纽约期间我一直住梅兄家。我们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无话不谈。路上我就发感慨，说大秦对于他那个圈子里的女性来说，可谓“大众情人”，他真不该结婚。梅兄说，他结婚三十多年了，男大当婚，结婚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是圈子里好多人，包括男的也包括女的，私下常叹息的———他那婚姻竟然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好像把吸引诸多女性让她们欣赏只当成一种登台表演般的乐趣，而严格地跟娶妻生子过日子区别开来。我笑说，哎呀，你看，才离开他家没一会儿工夫，秦太究竟是怎么个模样儿，我竟已经想不起来了！倒是那几位女宾，音容笑貌还宛在眼前，恐怕回到中国也难忘怀！
我继续发议论：俗话说“家有丑妻是一宝”，如果大秦那么个美男子娶了个丑妻，大家可能反而会觉得必有其道理，现在令人纳闷的是，秦太不美不丑，是十足的平庸，你看在派对上，她似有若无，虽然不时地给大家递送饮料、小点，众人也不时地跟她道声谢笑一笑，何尝有人特别地去跟她攀谈？
梅先生说，你是主客，你也太不厚道，别人忽略她倒也罢了，你怎么也不去主动跟她聊聊？我说你批评得对，但也无法补救了。梅先生说，其实大家也只不过是偶尔在派对上见见，谁真正了解谁呢？大秦夫妇婚姻那么巩固，一定有其内在的道理，只是我们不得而知罢了。
那晚回到梅兄家已经是后半夜了。进入客房，简单洗漱一下，就上床了。糟糕，久久地失眠。于是乎对自己说，想些乏味的事吧，努力想一些本来用不着去想的事，好比从1数到1000，据说是自我催眠的最佳方案。就努力地去回想头晚派对，怎么跟秦太见的头一面，大秦是怎么把她介绍给我的？好像用了“拙荆”那么个文绉绉的词儿……她眉眼究竟如何？……递给我西柚汁以前，问我要不要加冰块？……往大茶几上放一只大瓷盘，里头是她亲手制作的多味小吃，全插着牙签……对了，有个小插曲，就是我从裤兜里掏手帕时，把一粒胶囊掉到地毯上了，我还哎呀了一声，当时大秦就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算了算了，把那粒胶囊拈起来，搁进水晶烟缸里———那烟缸只是个摆设，大家都进入了后现代文明，没人在屋里抽烟———也还有其他人问我：那是什么？我就说是救命的东西，但是这粒弄脏了，不要了……这是些什么值得记忆的细节啊！打个呵欠，我昏昏入睡了。
第二天我遭遇不幸。一起床就觉得不对头。必须吃带来的胶囊。去旅行箱里取，呀，捶下自己脑袋———我把整个小药匣，忘记在休斯敦朋友家了！没错，我在那边玩完了，回纽约的时候，整理东西，忘记把它装回箱子里了！我记得是把那小药匣搁在朋友家客房的书架上了！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种胶囊，我那毛病发作时，必得吞那胶囊救急！昨晚我裤袋里怎么会掉出一粒……那是从休斯敦往圣安东尼奥游览时，我怕犯病，特意用干净手帕裹上了一粒……我怎么就那么马虎呢？为什么用那么笨的办法带药？又为什么不另准备一方打喷嚏时好使用的手帕？……梅兄招呼我到厨房去吃早点，我只好瞒着他，我这种短期访问者，怎么敢到美国医院去看病？也不敢到药店乱买药，那种胶囊是国产的，美国目前也买不到……本来上午梅兄要陪我去参观大都会博物馆，我就说实在太疲乏，而且梅兄也应该顾及他那公司的生意，岂能总是为陪我玩而耽搁他的正事？梅兄就让我在他家休息，开车去他公司忙他的生意去了。
我一个人在梅兄的宅子里，越来越不适，越来越恐怖，这才深刻地体会到，千好万好，不如自己家里好，而一粒国产的胶囊，于我是多么珍贵！他家的电话响了很多次，我都没去接，因为那应该全是找他的，很可能对方还说的英文。但是，熬到中午时分，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是快递公司送东西来了，我代签了字，留下那东西，搁到茶几上。
就在我几近崩溃的情况下，梅兄回家来了。他说给家里拨过电话，我竟不接，怕我出大问题了。我告诉他有快递，他拆开那个封套，里面有封信，还有个小纸匣，他看完那信就惊呼一声，然后把信递给我。原来是秦太写的：“梅兄速转刘兄：我想刘兄在客途中，也许所带来的每一粒药都是重要的，所以，我找出家中的空心胶囊，细心地把昨天他不慎掉到地毯上的那粒胶囊里面的药粉转移了，一早就让快递公司给递过去。希望对刘兄有用。祝刘兄旅途愉快！”
药到病除。我给秦太打电话致谢，她语气平淡地应对了几句。在离开美国之前，我再没和梅兄议论过大秦的婚姻。 （羊城晚报2006-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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