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才是最重要的
杨斌(《美术观察》栏目主持．以下简称杨)：你怎么理解“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这个概念?
陈绶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陈)：艺术的评价体系永远是针对区域的、民族的、部分的艺术的，如果这一点不搞清楚，讨论评价体系就好比往空中撒网抓鱼。“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这个概念本身就限定了评价的对象第一必须是中国的，第二必须是当代的，凡是不符合这个界定的作品或内涵都不属于这个评价体系的对象。有个画家电视上说的， “当我第一次看见罗丹的《思想者》原作时，我流泪了”。这不是评价，是个人的感受。但不管他说得多么动听，这个评价体系是错的。因为他评价的不是当代的中国美术作品。现象不是评价的范畴，象可以是没有标准的。我们对中国美术的评价是作品，而不是一切美术活动。所以这个体系的建立一定要搞清楚对象是什么。标准是为了确立高低、好坏、是非、得失之別。有人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美术时说， “我们的艺术跟世界同步了”。什么叫同步了？什么叫接轨了？你以为外国人都学京剧就给京剧增添了一个新的评价标准吗?没有，以为中国人都学习西方美术就给中国画树立了一个新的评判标准吗，也没有。因为艺术样式的变化并不涉及艺术评判的本质问题。评判艺术的标准不是看它是不是变化了，是不是创新了，而是作品只要符合了评价标准中最高的要求，就永远是高的。评价标准是帮助建立艺术判定的权威的。它可以促进艺术的发展，也可以阻碍艺术的发展。不是说有了标准，艺术一定有发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标准，艺术一定没发展。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一个当代的、具有民族自信的合乎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国美术评价体系。以往没有评价当代中国美术的标准，那么古代的评价标准适不适合当代呢?毫无疑问，基本精神是适合的。而且，评价当代中国美术的栃准的主要“条款”应当是以往的评价“条款”，这样才能保证当代的艺术是中国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代的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中国，当代还有意义吗？
只有建立了中国的标准，当代中国才能有所体现
杨：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说现在都“全球化时代”了，各个文化的对话与沟通日益深入，中国不仅在经济、技术领域，在文化方面也融入了很多西方的文化特征，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强化，那个独特的中国也越来越淡化，所以，对中国这个国家来说， “当代性’比“中国性”更重要。那么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是不是应首先着眼于“当代”呢?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陈：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和“当代”割裂了。 “当代中国”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可分开的。没有中国，那个“当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中国本身就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历史的中国．所以，只有建立了中国的标准，当代中国才能有所体现。中国这个标准也是在中国的某个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标准。当代标准就是这个标准在当代的实现，当代中国美术的评价也要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准則作为艺术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以其他民族文化的准则作为评判当代艺术的标准，更不是以现代某些当代文化的标准来作为中国艺术的评判标准。
要通过研究中国的标准来推导当代的标准，而不是把所有当代文化的种种现象集中起来归纳出一个中国的标准
杨：中国的当代和传统也有很多不同，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统一呢?
陈：我一般不用传统这个词，传统是个很含糊的概念。我说过去和未来，因为当代是相对于过去和未来。大家都把过去叫做传统，把未来叫做创新，这是错的，因为这样就把一个有自身绵延血脉的历史割断了。中国艺术标准是包含了一切时间的中国，而当代中国是抽出一个时段来说的。所以我们要通过研究中国的标准来推导当代的标准，而不是把所有当代文化的种种现象集中起来归纳出一个中国的标准。要根据中国的标准来确立当代中国的根本要素。这是我们构建中国当代标准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方法和思维路线。
杨：这个具有历史整体性的中国艺术精神应该怎么找?
陈：这是一个方法问题，是一个角度和能力的问题，是具体方法和具体运用的问题。无论是从整体把握局部还是从局部把握整体，都不能否认这个整体精神的存在。当然，标准的建立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但是如果不承认存在这个基本精神，所有的评价就不成其为纲领，更不成其为体系了。
没有当代的国家意志也就没有当代的艺术评价体系
杨：当代中国的国家意志与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有何必然关系？又是如何体现的？
陈：没有国家就没有当代，没有当代的国家意志也就没有当代的艺术评价体系。没有任何国家的艺术是离开了国家意志的。今天国家提出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谐、科学发展观，这些基本精神在当代艺术评判中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仅是政治智慧的高度体现，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刻理解。这些基本理解难道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相矛盾吗?难道和现代生活发生矛盾吗?难道我们的艺术创造还要另外创造一种精神吗?它恰恰是把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转化成了当代可以触摸的标准。如果艺术品的核心是宣扬阶级斗争的，就不符合当代中国的艺术标准，无论你多么马克思主义，但它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当代中国的，只是某一时期具体需要下的文化策略。只有把发展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才不会派生出新的斗争和矛盾。和谐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精神，和谐是斗争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把和谐和斗争对立起来。评价体系的建构把握住和谐社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就够了，其他都可以顺利成章，用不着争辩，不用死抠字眼。它也是中华文化的基础精神，反映在艺术上就是艺术评判的标准。反观我们过去的评价标准，如“逸、神、妙、能”四品，最高的“逸”品就是体现人和人的和谐精神的。为什么“逸”品高，因为它既是个人意志的实现，但又不是在斗争中实现的而是在和谐中实现的，是自然的，是合乎规律的，不是斗争。 “神”、 “妙”、 “能’则是指作品在某些方面上处理得比较好，而不是在整个气势和境界上把握得好。曾经以为中国的画不打粮食不产钢铁就以为中国画落后，难道西方的画又打粮食又产钢铁吗?这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损害中国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它使得中国的艺术不能走到现代，不能与时俱进。反过来只有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能使中国跨入当代。奧运会开幕式都在上演中国的京剧和活字印刷术了，你看了罗丹的艺术还要流眼泪，只能说明你还不知道中国当代的艺术标准。
儒家思想的“中庸”之说应在构建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的重视
杨：如何落实到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上呢?比如齐白石和黄宾虹，您该怎么评价呢？
陈：从和谐的精神看，齐白石比黄宾虹要高，我还认为陆俨少比李可染高，“四王”比八大、青藤高。黄宾虹的画是斗争的结果，他太个性了，风格太突出了。我承认他是一座高峰，但这个高峰不是其他人能达到的，也不能成为让其他人发展的台阶，而齐白石则平和得多，朴素得多，也更为和谐。“四王”是集大成者的代表，他们的个性虽不鲜明，但却表达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而八大、青藤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奇才，但他们的艺术精神是充满矛盾的，是逃避社会，要以自己的孤傲与社会抗争。
杨：您的评价很有启发性。我们曾经把艺术要突出个性自由当作评价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把人的个性置于受压制的地位，创新似乎就是让艺术家要找到与别人的差异、矛盾，井要在艺术中下意识地夸大矛盾和差异，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有价值的艺术创造。这样一来，和谐便被忽视了，也远离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而传统中国艺术的创造并不强调个性独创，而是强调“集大成”，“师古”也就是强调尊重前人，尊重别人，以此让自己保持谦逊的心态。而这本身就是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条件和体现。
陈：所以，儒家思想的“中庸”之说应在构建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它不仅是古代中国的，更是当代中国的。(整理/杨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