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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杰:情感与中国画发展试析


作者:黄培杰   时间:2009-5-5   阅读749次

    情感与中国画发展试析
   
    绘画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表达观念与情感的一种特殊方式。在中国画的产生和发展中,我认为情感同样是一个主要因素,而且由于中华民族特有的线条为主的绘画形式,使得中国画表达情感具有特殊的的艺术魅力。
    爱美之心是一种情感,这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所打制的石珠等用于装饰的器物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也是远古先民艺术创造才能的显现。新古器时代的彩陶画上,有涡纹、三角纹、条纹、鱼纹、花叶纹等,还画有奔跑的鹿、游动的鱼、跳跃的蛙,生动活泼,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塞墓地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内壁上画有十五个跳舞的人,这印证了先秦典籍《尚书》中的记载: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反映的是远古人们用一定的节奏敲着石头,化装成百兽跳舞的情况。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早期彩陶盘上,有用质朴的线条画出的鱼、鹿和人面等形象。对这种画面或者说图案,林树中先生在《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中写到:“对于人面与鱼的涵义,有的人认为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有的人认为这是表示当时对人类繁衍生殖的愿望。”由此可知文字也好,图画也好,舞蹈场面的描绘也好,都是与人们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思想情感是使人们运用手段进行文字、绘画及舞蹈的内驱力。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有思想情。
    思想与情感是密不可分的。线条,是我们中华民族认识自然并表情达意的独有方式。西方的原始艺术也多为线条,但之后逐渐向用面造型发展,而中华民族则一直沿着线条造型的方向发展并延续至今。从我国古代象形文字、甲骨文和彩陶盘上的图案等来看,都是以线条或线意识很强的面来构成的;如《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卷1图4的贝壳彩绘《狩猎图》,战车、人物、马、鹿和虎等形象都有这一特征,并且整个画面随着贝壳线意的流动构成。到处都具有线意识的构成感,和贝壳形巧妙地组合为一体。及至西汉的砖瓦质彩绘《迎宾拜谒图》(图5),已是具有成形线条的中国画较完整的形式了。
    纵览中国美术史,我们能看得出来,无论是最初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还是到近现代多种表现方法的挥写自如乃至水墨写意画诗书画一体的表现形式,始终是围绕着表情达意来进行的。彩陶画上的古拙,画像砖上的苍莽,壁画上的强烈,卷轴画上的含蓄劲爽,随着各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文化情况、政治情况和社会风气等交织形成的思想情感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绘画艺术表现的能力,材料的拓展而变化。可以认为,中国画发展到当代,无论是科学性、思想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自由性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是集各个历史时代的优点为一身的时期。那么,中国画继续发展的方向把握问题同时也摆在当代的画家、史论家面前了。在当今中外各种艺术思想、各种艺术形式交织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我认为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画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情感的表达,是吸收传统绘画的精华、借古开今的有效途径。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可能很好地把握住中国画按自身规律稳步的发展方向的。就这一观点,本文试分析一下中国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情感表达,及围绕情感表达中国画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变化,以期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提供借鉴。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说:“夏亡时,太史终抱画以奔商”,由此我们得知由夏代开始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独立的古代文明之一,那时就已有了较为成型的绘画作品,虽然没有画作可见到;春秋时期的铜器画《宴乐渔猎水陆攻战争纹铜壶》,细致地刻画了养蚕、饮宴、投壶、乐舞、缴射等场面,这同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是密切联系的。当时已经有了《诗经》这样的我国诗歌文学的起点性文献,它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作品,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感情真挚、充沛,语言生动优美,其进步思想和艺术成就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开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化思想上的领先。必然推动绘画形式的变化,促使国画家们探索和开拓绘画语言的进展。能够与这对应和媲美的绘画作品迄今能见到的,当是湖南长沙出土的楚帛画《龙风人物图》、《大夫御龙升天图》。这两幅画都是用来祈求人死后乘龙风升天的迷信葬具。前图中画着一个合掌教礼、侧身而立、细腰长袖的妇女;后图画着一个神态刚毅的男子,腰挂长剑、手挽缰绳,脚踩蚊龙在云烟飘渺的天际邀游。使用的绘画工具主要是毛笔和墨,用笔设色上较为精湛,表明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战国以线为主的独特绘画风格已经形成,创作方法和美学思想也形成自己的体系,在情感表达上也形成了中国画特有的以线造型、平涂色彩的最初面貌。
    秦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尽管对绘画提出“成教化、助人伦”等功利目的要求,绘画为封建统治阶级享乐的生活服务,厚葬之风的盛行使墓室壁画的画像石、画像砖等相应地得到发展,但这一时期文人没有参与绘画,主要是来自下层社会的画工们进行创作,所以在绘画题材上除“三皇五帝”、“忠孝节义”而外,还有大量反映牛耕、收获、纺织、冶铁、煮盐和砍柴拾粪等生产活动。这样的绘画题材无疑地饱含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之情,而且同那一时期散文《庄子》、《韩非子》等一样,比喻恰当,线理深刻,画面以再现的成份居多,表现性的成份少。如《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1卷中五图西汉的《迎宾拜渴图》,五位男士“作拱手状,似在迎候宾客,彼此呼应。有的似情绪激动.有的略显沉静,但举止都不失优雅。画中人物以疏放的中锋笔画线,线条流畅飞扬,但‘时有脱致,有脱落’,有意到笔不到的效果”。我觉得这五个人近似用速写的手法画出,对动势神态观察得很细致,抓取的瞬间形态也很准确,虽然造型上还显稚拙,但这已很了不起了。
    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并有“情感移入”的时期是魏末西晋时间。这时期文学上有很大发展,诗歌、民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成就很大。有“建安七子”,田园诗人陶渊明,汉族民歌《木兰诗》,还有“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少数民族的《敕勒歌》。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它系统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和创作方法,分析了历代文风的原因,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发展的概况,把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推向了新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这种环境氛围中。出现了顾恺之这样一位“画绝、才绝、痴绝的大画家,并出现《论画》(顾恺之)、《画山水序》 (宗炳)、《古画品录》(谢赫)等绘画理论著作。顾恺之第一个提出了“传神”的观点,谢赫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论”,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绘画上表情达意的典型作品,不仅叙事,而且抒情,既再现又表现,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虽然对于状物的绘画能力仅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但写心即表现画家自我情感的能力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图中所绘曹植的形象、动势神情,表现了他内心的伤感、对洛神可望而不可得的期望与无奈,使人望之顿生怜悯。我们还应注意到,画面所用线条为“春蚕吐丝”般的“高古游丝描”,平和舒缓,有“娓娓道来”之感,以这种笔法仿佛缓缓地向观者叙述着一个悲伤而浪漫的古老爱情故事。刻划手法简单的山石树木,不但不减画面的艺术性,反而以其简明而衬出了相对准确深入的人物形象,使其相对突出而艺术魅力大增。我觉得这幅画才是真正意义上文入画的开山鼻祖。
    随着文学思想性的提高与发展,绘画作品在文人士大夫参与下,从形式到内容上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内容和形式本身,相对有各自的独立性,内容推动形式的拓展,形式的拓展又拉动内容的进一步延伸。即使是民间画工,这一时期在整个文化氛围之中也有所熏陶而进步发展。这在壁画上就能看得出来。如北魏壁画《佛说法图》(《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卷一)。此画首先给人感觉的是一种感情喷发式的暖调色彩组合,细视形象动静变化生动有致。但构成得很讲究,重红色约为十分之六,中性色白与黑、土黄等约十分之二、五,对比色石青约为十之一、五。而且各个色相中又有变化,以下部的红为暖色顶点,以上部右角坐佛头上光环的蓝为冷色顶点,中部的白为全画最亮点,其头光环部分为最黑点,使得画面火爆之中透出一种艳雅,形成一种典型的宗教情绪色彩。在北朝壁画《度乐神善爱犍达婆王》一图中,同样是用色彩来传达情绪为主,画面上暖白、亮赫、石青、绿及少量墨色,使得画面沉着璀璨,仿佛听得见那叮咚的音乐之声。在这色彩美的笼罩之下,细看人物的姿态,形象及手势刻画,概括而柔美,使观画者的心情也随着画面所传达出的轻松愉悦而放松了起来。当代的重彩画继承这种重彩表情达意传统的作品不多见,因为没有哪件作品具有这个特征,可能是认为浓烈的重彩画多了易匠气,因而缺乏在色彩上继续伸延探索,这幅画应该是当今重彩画发展的借鉴之一。
    隋唐五代时期。文化氛围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名家辈出,在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表现情感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无论何种艺术都体现出雄浑博大的风格。应该说,这种风格便是那一时期人们精神状态和思想情感的集中体现。吴道子、张萱、阎立本的画风即是那一时期的典型风格。作为唐朝代表画家之一的吴道子,相传他所画的《地狱变相图》,图中狱府、牛头、马面、青鬼等,有一种阴森之气袭人而来,使观画之人无不惊骇,以至于市中屠户纷纷改行;他的画风豪放,“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以“兰叶描”的笔法,结合内容的表现与形象的创造,在用线上渗透着强烈的情感,大大提高了绘画艺术的表现力,被称之为“吴家样”。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对各个别帝王的刻画与描绘,揭示出了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性格特征和政治作为。对有作为的皇帝,画出其“王者风度”和“伟丽仪范”,而对昏君和亡国之君则表现出其委琐庸腐之态,表达了敬畏和鄙视的情感和态度,在用笔上、构图上很舒展大气。在山水画方面传为王维的《辋川图》中,呈现出古朴端庄、悠然而超尘绝俗之意境,乃至宋朝人秦太虚卧病时,因为看了朋友送给他的《辋川图》摹本,感到身人其境而身体很快康复。王维自己就是诗人,且“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更重于状物抒情,因境生情,因情造境,因此他的这幅《辋川图》才有淡泊超尘的意境,给人精神上的陶冶和身心上的审美愉悦,并为后人所推重。
    五代时期,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特别是南方成为了中心之一,地域较广,力量更强,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有董源、巨然和周文矩、顾闽中、徐熙等。以董源的山水画来看,后世评论他的画“平淡天真”,“幽情远思,如睹异境”。我们看董源的《溪岸图》、《寒林重汀图》确实可以感受到这点,并且我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受所绘江南“烟岚映带”的山水的熏陶,形成了这种“平淡天真情思幽远”的情怀,从而在山水画的创作中.也努力运用这种情感去控制笔墨造型因素,因而,能在曲尽江南山水之状的同时,又能画出江南山水形而上的感觉和情感,包括自己的感情移人。画如其人,想必董源也是天真温和之人吧。宋朝的范宽倒确是如此,他本来不叫范宽,因为人大度宽厚,遂使人们称之为“范宽”,所画山水“章法突兀,用笔雄强,老硬而雄厚,皴法多用雨点皴,用墨沉厚。”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把他与唐代画家李成山水画的“墨润而笔精,烟岚轻动,如面对千里,秀气可掬”相比,称他们为“一文一武”。南宋梁楷是一位更注重个性情感表现、对状物有所不顾”的画家,其作品《李白行吟图》,只用迅疾洒脱、灵动活泼的几笔便将“诗仙”李白的“恃才傲物”的性格与昂扬潇洒的气质跃然纸上。
    宋朝作为我国绘画的成熟时期在绘画的表情达意方面又进了一步。画院的考试录目标准是“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者自然,笔韵高简为工”,既要求状物绘形的严格写实技巧又强调构思之意,多摘取诗句为题目。如“乱山藏古寺”,中选者画荒山中露出寺的幡竿面不画出佛寺,以表现藏于深山的意境,“竹锁桥边卖酒家”也是画桥头竹林中挑出的酒旗而不露酒馆者中选。尽管宋徽宗把花鸟画的状物细到了极致,但其所绘《五色鹦鹉图》、 《芙蓉锦鸡》等,色彩鲜丽丰富,“几欲活动”、“卓有神彩”。同时,这一时期,士大夫绘画潮流形成,他们把绘画进一步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一些文人名士如苏东坡、米芾、王诜、文同、李公麟等人的诗文书之活动非常活跃,他们都有精深的文化修养和书法造诣,绘画多为寄兴抒情之作,题材偏重墨竹,墨梅,山水树及花卉,追求主观情趣的表现,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描摹。如苏东坡的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艺术上追求平淡素雅,力倡天真清新。宋代文人士大夫绘画潮流在实践和理论上都为元明清文入画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明清的绘画艺术,总的来说,文入画大兴,是状物写心发展到比较完美的时期。元明的赵孟钤谖难А⒁衾址矫婢?有较高修养,尤其在书画方面功力深厚,能融汇唐宋绘画之长而自成一家。在艺术上从文人的审美情趣出发,重视神韵和清雅朴素的画风,提倡继承唐与北宋绘画。他还强调书法入画.加强绘画的艺术表现力,传世作品有《鹊华秋色图》、《秋郊饮马图》等,尤其爱画竹子,而且他爱画竹子的原因,是后人因其《竹图》所感云:“其飘然也有雅儒之意,其温然也有王孙之贵,其颓然也有茅檐之味,其俨然也有玉堂之气。清而不寒,高而不畏,古之人与,今之人瑞也”。竹子的“其飘、其温、其颓、其俨”,表现出了画家多变的心境与情感。看得出来,这时赵孟钜咽墙?竹子作为人物一样来赞颂和描绘的。因此。眼中表现对象已和自身的审美理想融合为一体,所画的竹子自然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山水画“元四家”就直接得益于他的影响。元代山水画在中国山水画史上达到了极为成熟的阶段,标志着文人画的全面发展和兴盛。这种成熟和发展兴盛,我以为主要在于艺术思想和情感表达已经成熟。如黄公望得赵盂钪傅悖?师法董巨而自成一家,著有《山水诀》,概述其绘画理念与美学思想,其核心为“大要去邪、甜、俗、赖四字”和“大抵作画,只是一个理字最要紧”。邪是怪气,甜、俗。是气貌不足,色彩眩目而格调低下;赖则是指虽师古人却不能化为自我而缺乏创造性,而“理”则包含绘画自身法则,同时又包含自然变化及宇宙运动的规律,我以为也包含着人对自然山水的情感。据史料记载,黄公望终日在荒山中转悠,恍兮惚兮,遇有好景致,就随手写画下来。若不是对山水怀有深切之情感,哪会这样投??这同清朝的石涛“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山无不有”几乎是一样的。倪云林则喜用干笔淡墨画疏林坡岸,浅水遥岭,意境萧散简淡,被后世推为“逸品之冠”。他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之理论,说明了其绘画风格,也集中了他的艺术思想和情感,对明清文人画的发展影响极大。在明朝写意花鸟画表情达意到了极致的画家是徐渭,其水墨画用笔恣意纵横,用墨变化多端,淋漓酣畅,把水墨画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给后人以极大影响,齐白石先生极崇拜他。“恨不能为门下走狗”。
    清朝虽有“四王”统治画坛,但也出现了一批遥--接徐渭衣钵强烈抒发个性情感的画家,以石涛和八大山人为代表。石涛以“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振聋发聩的吼声,极大地震动着摹古为风尚的清朝画坛,“山川与余神遇而迹化”,“山川使予代言”的卓见使其开一代山水画风。八大山人“白眼向青天”的小鸟,哭之笑之的题款,都强烈地体现着个性情感。在明清时期,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由于延续了数代的积淀,很是活跃。尤其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抓住浙派末流的粗豪悍霸之气大加抨击,逐渐确立了“温和雅逸”之风,温文而雅的情感表现。及至石涛作画全靠“平生所养之气”,益发使人明白,感情与气、与环境、与历史传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笔墨当随时代”,也即是说要有当时代人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磨炼和熏陶出来的,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此,凡美术史留名的大家都能借古代传统之鉴,开今之表情达意新风,所以才各具风貌而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近代的海派画家吴昌硕,是集历代大成者,其独具特色的水墨重彩大写意强烈抒发情感,这一优点为现代的齐白石所继承。齐白石的三次变法,与其说是绘画风格的三次转变,不如说是三次抒情写出意表达情感的方式变化。变得符合同时代乃至后代人的审美情趣,雅俗共赏,时至今日而艺术魅力不减。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更是如此,站在那比真人大的原作面前,你不会感到那是笔墨构成的形象,而只会感到那种强烈民族义愤的情感震撼,对比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莫不如此。毕加索之所以在全世界有名,不是因为他创作地立体派,而更多的是他创造的《和平鸽》这一和平情感之象征形像和《格尔尼卡》对法西斯罪行强烈愤怒的情感渲泻。因此,我们在探讨当今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之时。一定时刻不要忘记“艺术是传达感情的形式“这一永恒的命题,情感的变化与进展,无论在过去,当今还是将来在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都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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