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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老兵控诉:日军的残酷无法想象


来源:飞叶在线--参考    作者:大漠胡杨   时间:2006-6-3   阅读1251次

     在中国14年的抗日战争史上,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5月,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旋即长驱北上侵入中国滇西,妄图强渡怒江沿滇缅公路直逼昆明,进而威胁重庆,以实现其南北会合、灭亡中国的企图。
      
      中国军队凭借怒江天堑扼制日军的进攻,阻敌于怒江西岸,毙敌2.1万多人,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滇西抗战中,有6万多中国军人阵亡。战争结束后,幸存的抗战老兵中的一些人就留在滇西这块热土上。60年过去,今天仍健在的滇西抗日老兵不到300人,他们口述的历史,弥足珍贵。
      
      
      1944年10月向远征军投降的朝鲜籍慰安妇
      
      
      采访了72位健在抗战老兵。那是品尝心灵被炮火燃烧的滋味,那是以哭当歌的心旅。60多年过去了,仿佛远处青山还透着炮火的暗红,怒江峡谷还隐隐传来拼杀的嘶喊……
      
      炮火连天已经沉寂60多年,当年的战士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有的失聪,有的失明,有的失忆。但耳聋的说一直听到枪炮声,失明的说还能看到当年的血色,失忆的惟独记得昔日战争的惨烈……
      
      中国远征军,为何能草鞋粗粮,英勇杀敌?答案是:来自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来自对民族希望的觉醒。
      
      奸淫烧杀,日军暴行令人发指
      
      我们来到当年日军四大军事据点的平戛(今龙陵县平达),但没有找到健在的远征军老兵。不过,几位75岁以上的老人给我们讲了当年事:日军入侵前,平达就来过一个日本“采花队”到处跑。后来晓得,那是日本特务队在搜集情报,了解地形,绘制地图。
      
      当年只有14岁的陈维新老人还记得,平达每3天要给日军送1头牛、5头猪,派粮派夫必须随叫随到。日军是见牛就牵,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强奸,见路烂就拆民房去垫。
      
      其中,对妇女的强暴算是最惨的一幕。1943年10月,12个日本兵突然闯到章赛村桃里寨,正在割谷子的小脚女人跑不脱,被当场按倒在稻田里强暴。远处,她的男人只有无奈地望着。
      
      当年,平戛慰安所有8个“花姑娘”(慰安妇)。日本兵和“花姑娘”睡觉时,竟要当地小男孩站在一旁看着,完事后用水为他洗屁股,再用头顶着脏水出去倒,以此侮辱中国人。
      
      一次,8个日军进村堵住一家母女俩,16岁的女儿被轮奸后爬不起来......在大寨,有个日本兵遇见一个背小孩的妇女,当场按倒就强暴,背上的小孩活活给压死了。
      
      平达黄连河畔,有个蹊跷地名——“洗斑鸠洼”。问起来历,老人们会痛心地讲起,那年,在光天化日之下,8个日军把抢到的三个姑娘拖到那里进行轮奸。每一日军都是强暴一个后,下河洗洗再上来强暴下一个。就这样,三个姑娘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远处的村民都看到了这碎心的一幕,但除了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国耻民恨,就这样以地名的形式在这里被记录并流传下来。
      
      当然,平戛的百姓也不是好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不乏其人。1943年冬,一个日本兵要强奸40多岁的斋人杨卫珍。她一怒之下,拔出随身携带的牛角刀,朝日本兵脖子就是一刀。不用说,她转眼就成了日军刺刀下的新鬼。村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她。
      
      在灯梗洼,一个日本兵进村强暴了马家姑娘。她的父兄为她报仇,杀死了日本兵。事件被日军查出后,马家父子被“五马分尸”,日本鬼子还不解恨,把全村20多户房屋统统烧光。
      
      惨不忍睹,中国人生灵遭涂炭
      
      施炳安刚被征兵时,心里并不情愿。可是,一进保山坝子见到“五四轰炸”(1942年5月4日,日寇派出54架飞机,对保山这座毫无空防的千年古城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滥炸,平民死亡达1万多人;随后日军投放霍乱病菌,保山城乡又有6万多人死于霍乱--编者注)的惨状:炸死的驾驶员歪在驾驶室,路边炸死的人遍地可见无人掩埋......不情愿当兵的心情立即被仇恨代替,想着一定要跟狗日的小日本讨回血债!
      
      现年88岁的陈金刘老人,1942年初在老家贵州被征兵,补入远征军赴缅作战。可刚到畹町,听说日军就要入境,队伍顿时溃散。逃到隆阳区潞江乡石梯寨靠帮工活下来的他,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残暴。老百姓为躲避日军烧杀,流离失所,忍饥受饿,可日军却用傣家谷子垫路。村中一位老人,找日本人要回拉去的骡子,被杀害。两个日本兵要跟民夫刘从兴摔跤,因摔不赢他们就将刘从兴砍死。张久等三人,被日军认定是远征军的探子,逼着自己挖坑,自己跳下去活埋。待土埋到脖子时,鬼子将他们的头一刀砍下。
      
      石梯寨的远征军老兵李文财说,日军占领潞江时,70多岁的刘开颜老倌没跟着进山躲难。只因日军在他家门上发现“国军好,日军不好”几个字,被鬼子当场刺死在火塘边。日军奸淫妇女如同解小便一样随便。石梯寨的张小英和如英,被派夫一样派去供轮奸。
      
      远征军老兵魏珍贤说,他们打下腾冲江苴时,一位老人报信说:“日本兵关着我们好多妇女,快救她们。”他们赶去砸开一幢门窗都被钉死的房子,被救的20多个妇女痛哭着一齐跪下磕头作揖。
      
      刘志声,83岁,住隆阳区板桥镇。原中国远征军第2军9师27团中尉,参加过象达、芒市战役,曾到过不少被日军蹂躏的地方,他说那真是“惨不忍睹”。1943年冬,他看到耿马县孟定坝原先美丽的傣家竹楼全被日本鬼子烧光。1944年全面反攻时,进到龙潞游击区的平河,200多户的寨子,烧得只剩下丛生的蒿草;一个名叫松树寨的寨子,被烧得荡然无存。
      
      远征军老兵李洪顺讲,他们打下芒市后,看到的是傣族寨子已成一片灰焦,傣族的老老少少哭成一片。
      
      杨世雄,84岁,住隆阳区永昌镇,原远征军第71军军务处中尉参谋,参加过腾冲马面关战斗。他1976年才结婚,爱人李庆兰就是受日军洗劫惨重的龙陵县象达人。她说,当年日军一到,牛马羊猪鸡什么都抢。她大嫂就是因不让日军把马牵走,被活活打死在厩门前。被日军派去割马草的民夫,都是有去无回。更有甚者,日军竟把“三齿叉”向小娃娃肚子戳下去,再挑起来扛着取乐。小娃娃尖厉的哭叫,在鬼子的狂笑中渐渐弱下来,最后停止呼吸。鬼子把娃娃的尸体随手往路边一扔了事。
      
      “栗柴坝渡口惨案”惨绝人寰
      
      高黎贡山东麓的百花岭,是丝绸古道的要冲,又是对日大反攻时敌我双方激战之地。可参加过抗战的人都已过世,倒是农民吴朝明的“抗战遗物陈列室”和几位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带到那段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恶的日子里。大塘村,兴盛时光酒坊就有72间。日军占领后,寨子被烧成了一片废墟,蒿草长得一人高,成为豹子藏身之所。村人逃进深山躲难,3年没有春播秋收。每户都有人被日军杀害或死于霍乱、饥饿,其中10多家已成为绝后户。吴朝明的兄长吴朝纪老人清楚地记得,远征军在大塘子战死、饿死、病死的就有200多人,还死了1名美军军官和3名远征军军官。
      
      随后,在怒江峡谷,我们看到一座孤独的碑在讲述着惨绝人寰的“栗柴坝渡口惨案”:
      
      “1942年5月19日,日军一部自腾冲翻越高黎贡山,进犯泸水。窜至栗柴坝时,发现渡船已被东岸守军封锁,不能渡江,他们恼羞成怒,便向滞留西岸的难民发难。当时西岸有待渡难民300多人,多数是从缅甸逃往昆明的华侨,一部分是腾冲、龙陵逃向内地的难民,其中有白发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乳婴。日军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难民架起机枪,先将男性难民捆绑集中,机枪扫死,然后对妇女实施强暴后尽数屠杀。除极少数跳江逃脱外,290余人惨遭杀害,一时江岸积尸成堆,鲜血染红了江水……”
      
      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人民群众的帮助,永远是中国军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保证。
      
      
      岁月易逝,人民相助之恩难忘
      
      体弱多病的刘志声老人,谈起抗战时的百姓的帮助,脸上泛起游子见到慈母般的感恩戴德神情。他无法忘记,在他们27团与敌激战但已绝粮的危急时刻,是龙陵县象达的百姓宁愿自己挨饿,把仅藏的洋芋、苦荞、苞谷,连夜送来,让部队走出了断炊困境。
      
      残酷的环境改变着人的观念。好几位抗战老兵对我说:那时最想的是“吃”。因为太饿了,觉得只要能吃饱了,就是死也值。
      
      施炳安老人说,预备二师在腾冲打游击时,粮食主要靠敌占区的百姓供给。有一次,他和另一个弟兄到已无人的寨子弄回了一挑子鸡,一连人欣喜若狂。他记得攻打腾冲时,和顺、大洞的老百姓把家中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箪食壶浆迎部队。攻城开始前,百姓把饭菜做好,请大军八人一桌,饱饱地吃。围攻城时,老百姓3人一组,1人挑饭,1人挑菜,1人担碗筷,到阵地前见兵给一份。
      
      曾是远征军搜索连中尉排长、现隆阳区蒲缥镇杨三村的金大刚老人说得直截了当:“那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打扰老百姓了。”老人们说:大反攻开始,百花岭兵山人海,派民夫已派到老少不留,所剩猪牛羊鸡也售尽买绝。百姓的生活已是雪上加霜,但是为了打日本,再苦也心甘情愿。
      
      从老兵口中得知,当年跟随反攻部队上前线的还有大批的民夫,最多时一个连就有民夫100多人。隆阳区金鸡乡郑官村85岁的张元称老人,当年是远征军炮兵少校连长,他说全仗杨柳坝50多民夫的大力协助,那美式山炮才扛过高黎贡山。“我们翻越高黎贡山时,看到前面随军民夫饿死、冻死的不少,我就下令弟兄们取出炮弹里的药来引燃湿柴,让民夫烤火、煮饭吃。我连民夫无一人因冻饿而死。”
      
      陈新林老人曾是远征军荣军招待所上尉所长。他说,需要马匹找老百姓,抬送伤员找老百姓,安葬烈士找老百姓。离开老百姓,什么也做不成。
      
      刘志声老人回忆说,他们27团打到黑蒙龙时,当地连一个问路人都找不到,部队成了瞎子、聋子、瘸子。后来是熟人带路在森林里找到景颇族杨乡老,他一发动,很快有了100多民夫,这才有人带路,有人抬伤员,有人背弹药。对腾冲发起攻击前,怒江边60万斤大米,靠的是腾冲万名民夫翻越高黎贡山背到腾冲的。
      
      远征军预备2师在腾冲游击时,正是由于群众送来情报,日军偷袭或是屡屡扑空,或自己走进包围圈。魏珍贤老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团驻江苴时,一个老倌送来了敌人即将夜袭的情报,结果日军夜袭小分队被全歼。
      
      施炳安老人说,在腾冲打游击时,他们连单独在一个村子里驻扎,有天晚上,一位白须长者慌忙来报:“来了上千日军,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彭连长误以为老头是奸细,下令弟兄们把他押起来。尽管如此,连队还是撤到山上。不久,日军大队人马果真把村子包围,可一个连却毫发无损。
      
      关于百姓为远征军提供情报,最典型的莫过于“草上飞”的传说。曾是远征军第71军军务处的杨世雄老人说,他见过“草上飞”,真名张辅廷,四川人,在保山戏院工作,会武功。他巧扮妇女多次到沦陷区收集并传送了不少极为重要的情报。被抓后,日军用汽油桶活活把他煮死。
      
      然而,最能体现血肉情深的,要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远征军的事了。这是魏珍贤老人的一段亲历:“我化装过江侦察敌情,住在一农户家,突然被日军包围,逐户搜查可疑人员。老大妈急中生智,把我拉到灶前,给我脸上抹了烟灰。面对日军的盘问,老大妈一脸难过:‘让太君笑话了,竟养了这么个憨包。’我就势一边‘啊——,啊——’地傻笑,一边双手抓灰玩,才得以化险为夷。”
      
      
      
      民族危亡关头,血性男儿勇敢上战场
      
      然而,民众对抗日的直接支持,莫过于众多热血青年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上前线与日军真枪实弹地拼了。杨世雄老人说,他就是看到怒江以西被日军占领,人民流离失所,才主动报名参加远征军的。“那时的理想就是打日本。只要能打败日本,什么都舍得拿出来,包括生命。”
      
      1943年参加远征军的张炳善老人说,当时抽丁是抽着他哥,他就和哥争,最后是他争赢了。我问他,征兵躲都来不及,你怎么还争着去?他说:“当时真是把打败小日本当作崇高理想。”
      
      施炳安老人说,他们预备二师在腾冲打游击期间,曾有过两次征兵补员。与过去抓兵不同的是,这两次征的兵大多是由父母兄妹送来的,是主动从军。我就知道腾冲有十多位抗战老兵,正是心怀“国难当前,匹夫有责”,毅然由中学生变成为远征军士兵的。张有统老人讲,他就是受《义勇军进行曲》的召唤,走上抗战之路的。
      
      杨徐老人说,他们到内地征兵时,年轻壮丁就是抓不着。后来才知道老百姓把儿子都藏了起来。但是,当百姓的儿子被捆绑到战场后,多数因看到山河被蹂躏、生灵遭涂炭,激起满腔义愤,终成沙场勇士。
      
      松山之战,死人堆成山
      
      吴大先,87岁,住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小永村。原远征军第71军28师师部上等兵,参加过松山、龙陵、芒市战役。谈到攻松山、打龙陵的惨烈,他呈现一脸悲伤:“松山阵地上敌人的机关枪炸响成一片,朝上冲的士兵像滚豆一样滚下来……”“攻龙陵老东坡时,装着炸药的汽油桶从山坡滚下来爆炸开来,冲在半坡的一连弟兄活下来的只有七八人。”
      
      孟存美,76岁,住隆阳区金鸡村。原远征军第71军28师84团1营2连上等兵。提到攻打松山的惨烈场面,他说现在还想都不敢想。“山头上双方死的人到处都是,转过来踩到的是死人,转过去踩着的还是死人,恐怕几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死人。”问他当时有何想法,他说:“根本来不及有想法。前面是敌人的火力网,身后有督战队的机枪,横竖退是死,冲也是死,倒不如冲上去死得光荣。”
      
      李儒,85岁,原籍四川,战后落籍隆阳区金鸡村。原远征军71军1团1营1连排长,曾参加松山战役。他告诉我:“攻松山时,有时一个连打得只剩十来人,没死的也多半是腿打瘸,手打断的。死的多半是新兵,因为他们来不及好好训练就上了战场。当时负了伤我不知道,还继续往上冲,有弟兄喊:‘李排长,你挂彩了!’我一看一条腿都是血,忽然就昏倒了。”
      
      杨徐(徐定良),85岁,原籍四川,战后落籍保山隆阳区金鸡郑官村。原远征军第36六师107团中士,曾参加高黎贡山战役。说起打仗死人,老人心情格外沉重:“攻打松山死的人实在太多了。尸体开始还埋埋,后来人死得太多,连掩埋都来不及。在连续不断的炮击下,尸体或被炸碎,或被掀起的土石块掩埋。”他说,面对尸横遍野的战场,早已绝了活的念头。
      
      张金刘,84岁,原籍河南辉县,战后落籍隆阳区汉庄沙河村,原远征军106师某团1连士兵,参加过松山战役。他说他从河南灰县被抓兵后一直徒步到滇西,刚到就参加攻打松山。他们这批有百多人,可松山攻下来后只剩10多人,同村9人只有他还活着。
      
      崔继荣,92岁,原籍河南镇阳,现住隆阳区辛街乡辛街村。原远征军第2军某部班长,曾参加松山战役。他对打仗的概括:“打仗就是‘死活’二字。不是死就是活。那时,我是生死都不管了,打到哪里算哪里,死活由命。怕死也得死,不怕死也许不会死。”最后,他还风趣地补上一句,“当年我要是死了,今天就不会麻烦着你们了。”谈论战场生死,他乐呵呵的,透着一种坚强人格。
      
      98岁高龄的朱葛亮老人,河南省西花县小猪庄人氏,参加过不少战役,抗战结束后把家安在隆阳区汉庄沙河村。问起当年事,他什么都记不起,惟独只记得山山洼洼到处是枪炮声。他说“像是现在还在响着”。
      
      李国成,84岁,原籍河南,战后落籍隆阳区蒲缥镇杨三寨。原远征军71军88师23团1营1连中尉排长,在上海、湖北孝感等地参加过对日作战。他带领的加强排,攻下松山后活着的不到一半。他说现在老了,什么都记不住,只是一闭上眼就看见那些死去的弟兄。
      
      伍集元,85岁,原籍江西上高县,现住龙陵县象达街子。原远征军第2军9师25团1连准尉。去采访他时,他正一脸肃穆地端坐堂屋凝视着远山。原来,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年与日军鏖战的地方。“大约是1944年6月,我连攻打大栗坡,连续几次攻击,人死多了,百多号人剩下不到一半。又补充人员继续攻,最后夺下阵地,只见碉堡内码着的是日军尸体,阵地上遍地是弟兄们的尸体。来不及挖坑掩埋,铲些黄土草草把尸体盖住。”他说敌阵地是拿下了,可一连人只能吃到5斤米的稀饭,饿着肚子熬到黄昏,却接到连夜支援三官坡的命令,连长说去了就有饭吃,于是他们饿着肚子赶了一夜。天刚亮,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又在霸王坡、三官坡与敌人交上火。
      
      “后来攻打狗头坡,牺牲更惨。冲上去百多人,下来只几人。连长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我又困又是饿,正伏在背包上休息,有弟兄冲我喊‘连长负伤了’。我急忙跑去,见连长肚子被炸开,肠子流在外面,疼得人都变形了,‘实在受不了,快给补一枪!’我心如刀捅,可又怎忍心对连长开枪呢?不等抬到包扎所,连长就牺牲了。回到原地,我看见我的背包被敌机枪扫得稀巴烂。连长的死,把死神从我身边引开。”
      
      施甸县摆榔乡下鸡茨村的杨正国、安在荣、五有赵、赵其贵、张小祥,是曾参加过松山、龙陵、芒市战役的老兵。可对当年情况却什么都回忆不起了,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打松山人死得太多了,死人堆死人,就是松山。
      
      杨世雄,83岁,住隆阳区永昌镇。原远征军第71军军务处中尉参谋。说起马面关战斗的惨烈,他说:“人死得太多了。原先牺牲的弟兄,被夜间的大雪和落叶覆盖,后来的部队攻击时,四处踩到雪花覆盖的尸体。当时真的是不顾命了,只要不死就往上冲。”
      
      
      中国士兵血染河水,老百姓叫它“红河”
      
      许洪川,88岁,家住腾冲县和顺乡大庄村。他生长在缅甸。因为看到日军入侵缅甸后的残暴,他投奔中国远征军200师,在缅北仁安羌战斗中负过伤。后来护送戴安澜将军的灵柩,经野人山回到中国,参加过赛格战斗、松山战役。他说他在缅北差点就被炸死。那天他们遭到27架敌机的轰炸,眼看无地方可躲,他跟随几位弟兄跑到大青树下。可自己也不清楚为何又跑开了。结果,树下的弟兄被炸死。
      
      “血流成河”并非战争的形容,而是战争的真实。81岁高龄的王美成老人说:反攻高黎贡山时,中国兵死太多了,西亚后面有条小河,曾经被血水染红,老百姓叫它“红河”。
      
      魏珍贤,原籍四川省叙岭县,抗战胜利后落籍隆阳区永昌镇。原远征军第71军36师范108团3营9连班长,参加过腾冲游击战,斋公房战斗,松山战役等。他虽是91高龄老人,却仍然头不昏、语不乱。他清楚地记得,和日军打的第一仗,是从孩婆山攻过怒江去的。“日本人在对岸,攻过去后我班只剩3人,班长也死了。对岸刘营长叫号兵吹‘死不退’,我们靠着重机枪终于顶住了敌人的三次反攻。”他说,“开始要打仗时,心咚咚地直跳,可是一打起来,看着死了那么多的兄弟,眼睛红了,也就不晓得怕了。记得当时我背着背包往前冲,敌人机枪一梭子打在我背包上,打得我扑倒在地。是背包救了我。”
      
      郑海彬,87岁,原籍四川富顺县,抗战后落籍隆阳区杏花村。原远征军第71军军部运输队战士,参加过松山战役。他回忆说,尽管逃兵抓回来要枪毙,但还是有人要逃。“当时我就想,能跑我也不跑了。要是个个都想跑,让日本人打进来,国家就完了。为了不亡国,要坚决和日本人打,死了就算球。”后来得知,母亲在他被征兵两个月后就气死了,留下5个没有父母的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想过要逃跑,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说着,竟站起来,挺直腰板,朝我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你看,我像不像一个老兵?”我急忙站起,也还他一个军礼:“像老兵,你是真正的老兵!”
      
      张德三,84岁,原籍四川内江,现住腾冲县和顺乡。他原是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总队排长,在缅北沙河战斗中受伤被遗散后,只身逃回腾冲,险些被当作汉奸枪毙。现双目已失明。记忆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的任何情节,只是重复地给我们演示打机枪的动作,因为没有食指,只好用中指演示扣动板机的动作:“哒哒哒——,这是三发……”他的演示,让人感到战争留给人生的凄苦。
      
      日军在怒江以西经过两年的苦心布防,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为此,远征军反攻付出了沉重代价。腾冲县马站乡西山脚村的抗战老兵谢大潘,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一句顺口溜:“它的炮弹很凶,它的机枪火力猛,它的毒瓦斯气雾蒙蒙,它的飞机盘旋子弹来自空中,它的坦克直闯横冲,它的电网密无缝。”
      
      
      
      
      衣衫褴褛,团长的裤子露出屁股
      
      张仁能,97岁,现住隆阳区金鸡乡金鸡村。他对当年参加滇西抗战的所情节都没有记忆了,甚至连自己原籍何处、今夕高寿几何都回答不出。惟独只会说“打日本人那阵,实在是太苦、太苦了”这么一句。
      
      李贵先,80岁,住隆阳区金鸡乡郑官村。原远征军某部卫生大队担架员。他已记不清当年从火线抬下多少伤员,最不堪回首的是抬伤兵翻越高黎贡山。“翻越高黎贡山,活跳跳的人也会被冻死,何况奄奄一息的伤兵?我亲眼见着不少伤员走得出枪林弹雨,却挺过去天寒地冻的高黎贡山。”
      
      由于运输困难,物资匮乏,抗战将士们经受的不仅是硝烟战火,更有饥饿严寒的威胁。施甸县摆榔乡摆榔村的李洪顺老人说:“当时多数时候是饿着肚子熬过来的。就是掺沙陈米也不是常有,还得找野菜填肚子。天天爬山越岭离不得草鞋,上面只是每月发些竹麻和布条,要穿草鞋自家打。竹麻、布条也没有时,只能用苞谷壳打草鞋,但穿不到一天就烂了。”正因为经历过这段艰苦岁月,属于村里特困户的他,对眼下的生活仍非常满足。用他的话说,“现在再差,粑粑面糊还能找得着吃,要比打日本那阵强几百倍。”
      
      付心德,106岁,河南省襄城县人,现住龙陵县龙山镇大寨。1927年入伍并在传教医院学医,滇西抗战时为71军2野战医院中校军医。他说他清楚地记得:“攻打龙陵时,靠人背马驮粮食供给无法保证,战士们饿得吃生洋芋,吃树叶。衣裳烂得无法换,竟然连团长也是屁股露在外头。”
      
      饥寒交迫,人已到了没有想法的地步
      
      李明顺,97岁,原籍湖南赤阳县,现住隆阳区辛街乡辛街村。原远征军第2军76师某部班长,参加过松山战役、龙陵战役和芒市战役。在他的记忆中,“一生最苦的就是滇西抗战,滇西抗战最苦就是打龙陵的日子。经常饱一顿饿一顿,有时一顿只吃到一小碗洋芋。有时吃生苞谷,有时什么吃的也捞不到。有次我们班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苞谷面,正生火准备搅面糊吃,日军一发炮弹落下,锅炸飞了,副班长也炸伤了。”问他那时的想法,他说那阵子人活在饥饿中,活在苦难中,已经到了没有想法的地步,“活也是了,死也是了,只有往前冲。”接着悄声告诉我:“尽管那样,我也不敢乱拿老百姓的东西,因为良心好,我才能活这么长。”
      
      施炳安,80岁,原籍四川,战后落户隆阳区板桥镇左所下施家村。原远征军第36师某部士兵,参加过松山战役。他说“在敌占区打游击那阵,曾有过连续六天六夜没有好好地睡过觉。有天晚上,在老乡家火塘边,湿衣服脱下来烘着就睡着了,火星溅起来把脸烧起泡都不晓得。”
      
      张品书,83岁,腾冲县马站乡三联村人。原远征军预备2师5团2营4连机枪手。他说,他穿上军装就编入预备2师在腾冲打游击。“记得有次,连天大雨,我们在林中宿营,竟找不到一巴掌干地方,只好爬到树上,用绳子将身子捆到树杆上睡觉。”
      
      草鞋,可能是远征军战士重要的装备之一;打草鞋,也许是远征军士兵必会的一门手艺。隆阳区潞江乡石梯村的抗战老兵李文财说:“那时有空先忙打草鞋。如果没有一两双草鞋背着,那是最焦心的一件事。”
      
      吴云春,79岁,住隆阳区瓦窑乡中河湾村。原中国远征军第71军传令兵,参加过松山战役。他天天跑路送文件,“平均每天要走120里路,一天两双草鞋还不够穿。”当年帮助中国作战的美国军人看到中国兵穿着草鞋,背着大刀,爬山如飞,特别能吃苦,伸出大拇指称赞:“顶好,顶好!”
      
      在日军占领区,当年活跃着一支情报特工便衣队,他们面临的艰险不亚于作战部队。腾冲县腾越镇观音塘的卢彩文老人,就是当年便衣队中的一员。他说,当年受11集团军总部派往家乡腾冲活动,只给任务,没有经费,一切工作条件、工作关系要自己创造。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隋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同组的一个成员,就因身份暴露死于敌人酷刑。好在卢彩文在身份将暴露时及早转移,逃过一死。昌宁县翁堵乡街下村的梅正国老人,当年就是化装便衣到腾冲送情报,身份暴露被8个鬼子追击,他跳入波涛滚滚的龙川江,鬼子在岸边看到他的草鞋,喊着“猪戛少”(日语,死了),停止了追击。正因为便衣隐藏着极大危险,腾冲县小西乡马常村的张有统老人,当年身为少尉特工,却在乡人面前不露一丝口风,连父母都不知道他是远征军。由于他经常混迹烟馆、汉奸之中,家人和乡亲们都在背后骂他“到外面读书回来变坏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尽人皆知,然而,在听了远征军老兵们的述说后,我们还是一次次为日本鬼子骇人听闻的暴行而震惊!当年,正是这些暴行激起了中国远征军将士们的义愤,在滇西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空前惨烈的抗日斗争,付出了数倍于敌的伤亡代价,驱敌于国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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