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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事件的始末,七君子事件大揭密


时间:2008-3-15   阅读659次

    
    七君子事件始末
   
   
    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政府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究”,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迫于舆论,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政府裁定具保释放七君子(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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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大揭密
   
    2004年3月26日,在上海福寿园举行的“七君子”铜像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但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8封密电中,可以发现,“七君子事件”的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他们的幕后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向记者出示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为这些密电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说,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七君子”逮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对沈钧儒等人早已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七君子”逮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推翻了过去历史上对于“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幕后黑手。
   
      “七君子”是1936年11月22日相继被捕的,从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发生前4天,密电就称:
      “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5人……”。从当时这一密电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日方唆使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23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致本国陆海军电十七(机密第352号):……今日凌晨已在静安寺路署辖区与法租界分别将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三人(都有大学校长名义)及史良(女律师)秘密逮捕……”。同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若杉总领事致本国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第550号密电中指出:“23日上海俞鸿钧就已发电537号(一)项谓寺崎云:救国会后台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举逮捕。……又,本官本日下午因他事而会见市长。市长备述逮捕之苦心,坦陈将尽量作出努力,本官对此努力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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