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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脚下通州城

作者张建

路县城 通州城

打开地图,通州城与北京城是分不开的,在古代“蓟城就建在北京小平原上,这个小平原的西北和东北,西,三面环山,群山围绕状若围屏……北京小平原的东南一带,水网稠密,分布着星罗棋布的淀泊和沼泽……成为北京小平原通向华北大平原的天然障碍”“从形式上看,它(北京小平原)很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北京湾”。路县城与通州就建在北京湾的边缘地带,从西汉建置路县时起直到今天,始终随蓟、燕国、幽州、范阳、涿郡、中都、大都、北平、北京城的兴衰而兴衰,谈通州的建城史必须和北京城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
最早的北京城蓟城,郦道元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以名邑也”。蓟丘“约在今广安门附近”,秦汉时“蓟城的中心应当在……宣武门与和平门一带的西南部。”古代由北京城北上东进有三条路:一条路出南口,东北路出古北口,还有正东一路,横越小平原的北部……出山海关直下辽河平原“。
湖泊淀水稍微收缩以后,正东通向山海关、辽河平原的路,应当经过古路县城一带,此条路距山海关较近,少峻岭重山,秋冬之季尤其适合行走。
西汉所建路县的“路”字,原意就是通的意思,可能当初取路字为县名,就是此地有路可通东北方向。路与水是聚邑和城市建立及发展的必须条件,后因西临潞水而改称潞县,仍似隐水路之通运。
以上是通州城建置建城之始的地理环境。
考西汉路县县城,即在今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现在,村东北不远处,尚余一小段残墙。路县汉属渔阳郡,又上属幽州,为下县。王莽称新改制,改县为亭,称通路亭,所谓通路亭就是原来的路县,只是改一下称呼,自奉有天命而已。东汉初,渔阳太守彭宠前后,曾一度为渔阳郡治所。也就是:“彭宠据渔阳”。后因城中大火且飞出墙外,烧千余家,郡县治先后迁移它处,此城渐而荒废,古城残破至今,并因城而名村直到今天。
战国时,周宣王坐在大殿上,就能看到有人牵牛从殿下经过,可见天子王宫并不算高。路县城方形,周围二千米,在西汉初时已经很具规模。清朝中晚期时,遗址尚存东、西、北三面,高有五至六尺,只南墙近官道处夷为平地,而西北角遗堞多高大丈余,或为当时鼓角之楼,或用以登高暸望之台。西汉建城,尤其边塞城镇,有一定规制,当时路县城地控东北,直达辽河平原,津渡冲要之地,与少数民族接壤,渔阳郡又世为边郡,不断受到侵扰掠夺,在其东北的右北平郡,中原政权始终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统治,如同北宋设置代郡一样,杨业虽为代州刺吏,却从未实际治理代郡军政,汉飞将军李广为右北平太守,也是遥领,徒有其官职而已,并非实授地方官吏。实际上汉、宋两朝都没能对右北平郡实行真正的封建统治。
路县古城在光绪时,因洪水冲垮淹塌,城墙绝大部分化为泥土。现存遗址长近四十米,宽十八米,残高不足四米,历经二千多年沧桑风雨,现已看不出与周围不同之处。残墙墙体夯筑,厚不到十公分,夯窝较小,排列整齐,但须仔细辩认,夯窝均匀密实,至今改变不大,显见当初施工时,为每人一夯,夯径面应在十分米左右,施工者很从容。残城基西北最高,东北与西南次之,东南最低而不近水。夏季水由西和西北来,在西北泥沙淤积,形成高岗土丘,可挡洪水迫其分流,再由西南,东北略挡,然后流向东南潞河湾处,故今只剩东北残墙,但今已无法确切考证。根据记载和遗基推断为四方城,符合汉代建城参考周代《考工记》的遗意。
东汉建武五年(29),渔阳太守彭宠,迁渔阳郡治于此,考《后汉书》郭伋初为渔阳都尉,行太守权,建武四年由彭宠接任,建武五年郭仍复为渔阳太守,中间这段时间即为彭宠统治渔阳阶段。彭宠将渔阳郡治迁于路县城,有两个原因和可能,一是受东北面少数民族侵扰不断,被迫迁于路县城;一是彭宠为新莽时南阳太守,因西汉未之乱避居渔阳,后降光武帝刘秀,随然并非“东汉旧人”,但彭宠有功于东汉初政权,才被任命边远的渔阳郡太守,渔阳远没有南阳富庶,其心怀不满,早有异志,迁郡治于路县城,进可南下中原逐鹿,称孤道寡,退可由路县退往辽河流域依附少数民族政权,得到庇护,以图东山再起。以上两条,笔者认为第二条更符合实际,彭宠将路县城作为桥头堡,窥视新建的光武政权和中原大地,伺机南下。综上所述,路县城的军事地位比民政地位更加重要。按照汉建边城的一般规律,筑城四方,有燎望敌台,今遗址墙外另有一圈夯土地基,因此路县城应有内外城,外城应为防御墙战时所用,平时存放粮秣马牛,也有人家住户,战时为第一道防线,或堡垒工事因此现存少许城池,应为路县内城,外城面积应是东西南北不少于一千多米。彭宠时的郡县大火,应即由外城燃起,波及城外及内城。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攻守俱备,彭宠才敢与东汉政府军夹潞河而阵,并最终失败,由郭伋继任,郡县治皆移它处,彭宠失败应在秋末或冬天,否则路县城四面湖水,河水彻地连天,浅不能过马,深不能行船,自然天堑,易守难攻,非一朝一夕一次所能攻下。
郭伋迁路县何处,史无记载,资料欠缺,始终是一空白。近由通州区文管所长周良先生考证,应迁往今三河县城南,城子村一带,稍远于路县古城。其间历时五百年左右。北齐初年迁回潞河之西,改称潞县,即今通州区北城高岗之地,稍建城池,围以矮土墙,三面环水,只西面北齐长城一线有旱路可通。
唐武德二年(619),徙渔阳郡于此置玄州,并分潞县地城置临洵县。玄与幽共同组成北方幽黑深远的玄武之貌,此取玄字之一意;另《仙拾遗迹·鬼谷先生·》载:(鬼谷先生·)曰:“大海之中有十个岛子,曰祖洲、赢洲、玄洲、炎洲……”其它道教仙类书如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等也多有记载,且说玄洲四面被蔚蓝之水环绕,凡人船只不得而上,因水太浅之故,唐时取玄为州名,说明唐时通州城内外,四面八方,仍是一派水乡泽国,又地处北方,故名玄。贞观元年废州,仍为潞县,后唐时赵德群曾增筑,但很简单。
五代十六国时期,潞县与燕云十六州一起,被石敬塘割赂契丹,从那时起历辽金、元三代,始终为少数民族地域,受其统治。辽、金、元为北方狩猎游牧民族,少有农业定居生活,随水草而居,无建城附郭之习,兼之南面两宋软弱无能,对辽、金、元政权在战略上,几乎始终处于防御挨打的守势,更无建城卫都必要,潞县城也就一直没有大的变化,仅只编篱为寨以为城罢了,而当时漕运中心在张家湾。
潞县地位提高,始于金海陵王,为征伐南宋,在潞河(白河)造船舰,又在州南延芳淀演练水军,辽凿萧太后运粮河,遂于金天德三年(1151)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又于兴定二年(1218)升为防御,通州地位日重。金元兵火不断百姓流离,朝廷财力不济,兼之游牧传统,所以始终未筑城池。
至明朝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常遇春、郭英等人,率军北伐,攻下通州,命裨将孙兴祖督军士修城,城址即潞河之西旧城一带,砖瓷其外,中实以土,周围九里十三步,连垛墙高三丈五尺,有四门:东曰通运,西曰朝天,南曰迎薰,北曰凝翠,门各有楼。明世祖朱棣建都北京,“国家奠鼎燕京,而以漕挽仰给东南,长河蜿蜒,努如游龙,而通州实咽喉之地,我明之有通,如唐之有灞陵,宋之有卫源,其烦剧一也”。明宣德八年(1433)都指挥刘斌奉命监修城楼,均为歇山重檐。明正统十四年(1449)总督粮储太监李德等人,因大运西南二仓,在城西门外,奏建新城护之,此新城之开始,外瓷以砖,周围七里有奇,东与旧城相接,西面有门二,一日南门,一日西门,各高丈余之楼,才不及旧城的一半。正德六年(1511),巡抚李贡,增修新城,筑高五尺,增建瓮城,重门悬桥,号称敌台。万历十九年(1591)顾九思修旧城,当年密云兵备道王见宾修新城,大加拆修,连垛墙高三丈五尺,厚丈余,长一千三百四十丈又有奇,南门题望帆云表,西门题五尺瞻天,较以前高厚许多。李贡曾修新城敌台,为通州敌台的创始。崇祯四年(1632),因旧城东北角与新城西南角,易受敌人冲击,增建敌台于旧城东北,形如扇,由左到右,长十二丈,高三丈七尺,分上中下三层,俱有 门,又增修月城并建有炮门。
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奉旨拆去西门,使新旧城合二为一,共拆旧墙一百八十二丈,城周围实长二千七百七丈五尺。经直隶总督方观承奏准:里皮换砖,下段六进,中间五进。上面四进均拆,根脚加用豆渣石一层,女墙为灰土夯筑,高一丈六寸。旧制城根宽三丈四尺,城顶宽二丈三尺,将城顶减去三尺,净宽二丈,形势相称,所有城垣里皮尽改砖墙,外皮给予修葺贴补。乾隆二年(1737)知州韩义诗奏请控护城河,以土填墙,为通州城壕之始,城内因此有东海子,西海子水面,海子在金时用以称湖泊。
通州城内,官署林立:有仓场总督衙门,州署衙门,通永道衙门,户部坐粮厅署,贡院行辕,大运西仓监督署,大运中仓监督署,东路厅署,州同署,理事厅署,州判署,学正署,训导署,吏目署,通协副总衙门,左营都司署、右营守备署及县衙等大小衙门。城内有旧城东大街,分为南北,有通利桥、天喜等胡同;西大街路南路北有小仓、井儿等胡同。南大街路东路西有熊家、教子等胡同。新城西大街路南路北有西城根、小红牌楼等胡同,南大街路东路西,有金斗等胡同另有旧城东、南、北三关厢诸胡同,共计大小七十多条,后经添加发展,已不知曾有多少名称和胡同变迁。
通州自建城之后,即为京城仓储重地,大运河终点码头和水陆枢纽,明清两朝大小几十次修缮,终成清末刀字型形状的城市格局与规模;人烟辏集,军民漕厅官吏杂居,寺院塔庙,楼阁会馆,书院学校,土石二坝,粮储各仓,数百年繁华,实为通都大邑,一时文人荟萃,号称京城之左辅雄藩。通州上距京师四十里,白河、闸河、浑河、榆河等大小九条河流相汇之地,为九河下稍,太行之水,京城西山之水,北面燕山之水,距通州城皆不太远,到通以后,地势下切悬殊,以致汇成沼泽,经近千年洪水冲积堆淤,填掩成今天的平原地貌,已非昔日原貌。想当年远望里二泗一带,地势较通州城低洼几十米,遥望通州城,一塔凌云,如在半天之中高耸,并可远望西山,粮船客船,骚人墨士,公子王孙来来往往,终年不绝,更增通州文化底蕴,故有通州八景之古塔凌云、长桥映月、柳荫龙舟、波分凤沼、高台烟树、平野孤峰、二水汇流、万舟骈集诸景。
明杨士奇有咏通州诗:

城倚红云下,
门临绿水滨。
宝鞍驰骏马,
多是帝京人。

俞森登通州城楼诗:

雉堞云雾拥小楼,
登临极目海天悠。
南来杭稻千帆夕,
北去风沙万里秋。
山势遥临东海尽,
河源直接太行流。
一声凄断孤飞雁,
烟树茫茫动客愁。

北方久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说,其实清中叶以前,应以一京二通三卫为确。总之作为一个城市应有的功能,通州应有尽有,较其它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伪时期通州一度成为汉奸殷汝耕伪自治政府的所在地,对通州人实行奴化统治,全国大哗,国民党河北籍元老,沧县人张继等人上书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要求速定冀东大计,言失通州则北平乃至华北尽失矣。通州失守,国人群愤,可见通州对北京乃至全国的重要位置。通州历代人材辈出,一代宗师李卓吾为杰出代表。天地灵气独钟通州,文采风流甲于天下。地理位置之重,古城古建之雄,百姓万民之勤,今天想来,仍让人羡慕不已。然而,今日通州已为北京新城,大非昔日可比,高楼大厦敝日遮天,原有建筑已隐入现代化的巍峨之中。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通州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可胜言,继承了通州建筑史的传统,挖掘了运河文化的底蕴,通州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燃灯古塔

北京小平原东部和南部,西汉曾建置路县,此是县治之始,但当时此地地广人稀,河湖与沼泽遍布,水漫潦天,兼之地处国家边境,芦苇丛生,不适耕种农业,又与少数游牧民族接壤,常受威胁,水患、天灾、人祸、战争,掠夺不断。当时的记载就是下县,其实应是下下之县,断无富足之理,人民只以渔猎和少数农产品勉强为生罢了。
彭宠以后,渔阳郡治与路县县治它移,中间五百年间,今通州运河一带(白河或潞河),应十分荒凉贫困,否则非但县治,即便郡治也不会迁徙,《畿辅通志》载:“郭伋以渔阳都尉于建武四年(28)迁中山太守,明年(即建武五年)复为渔阳太守”,其人在《后汉书》中也有同样记载,建武五年(29)郡县治所它移,那么迁之者应即是郭伋。郭伋两治渔阳却要徙郡,可见当时此地经兵变之后,百姓离散,荒凉不堪,巳到无民可治的程度,更无可收之税,自然无可役之民。
潞县重迁今址时,以历五百多年,北京东南湖泊、沼泽、淀水以向东南大缩,兼北齐长城的修筑,人烟渐多,为镇水患,选址于今通州城高敞之处,建燃灯舍利塔,以防水淹,并有镇水之意,县城迁回此处,在北魏北齐之前。
塔原为焚文音译,意为坟墓,原本为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舍利即尸体或身骨的建筑。佛经说,释迦灭度后百年,阿育王以佛舍利起八万四千塔。塔在印度有两种形式:一为埋葬佛舍利的“窣堵波”,属于坟冢性质。一为没有舍利的“支提”或“制底”,属于塔庙性质。笔者以为通州燃灯舍利塔应属前者并有后者之功用。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多由少数民族的贵族建立割据政权,如鲜卑等族,他们统治汉族地区和汉族人民,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尤其北朝皇室与汉族士族地主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北朝诸政权无力解决这些矛盾,信佛之风大起,祈求佛祖保佑,并西请佛祖舍利加以供奉,以求庇护,希望长治久安,维护统治,为统一佛教正统经典,北魏“胡太后选派宋云、惠生等人前往天竺求取真经。行前胡太后敕付五色百只帆千口,锦香袋五百枚,行前胡太后又赐王公卿士帆千口”。并于“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在当时都城大同之南,开山凿 窟,大修灵岩寺,此即大同云冈石窟。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又在当时洛阳南山修造佛窟三所,历时二十年,用工八十万,建成龙门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亦开凿于此时。后期胡太后执政,更加变本加厉地兴旺佛教,大建寺庙;北巍亡于公元五百三十四年,北周建于五百五十七年,其间仅只二十三年间隔,以上很多窟寺塔刹尚未完工或正在修缮并仍在扩大规模,佛教在北方如日中天。
通州在当时,地处北朝各代统治之下,潞县城迁回今址,应即在此时间之内,并非北齐以后之事,因北魏与北周先建塔庙,后立城池是一般的风俗习惯。很可能北周时县治在两地,一未建完,一未筑完。
建城之前,在孤丘高地上填土垫基,临水建庙、立塔,北朝历代政权有不成文的规定,无城无庙,无庙无塔。通州的燃灯塔于北周之前始建,至于辽人,则并不偏重佛教,他们信奉原始萨满教之类,辽建之说恐是记误传误之错,断不可信。尉迟恭造塔之说更不可信,唐前期各位皇帝笃信道教,玄宗祈望长生。太宗东征时,尉迟恭到幽州见驾,人是老态龙钟,没有随征之力,不久便死去了。
北周完成的通州塔并不叫舍利塔,而是镇水的土塔,后土塔很快消失,辽因北周之故,在旧基重建砖塔,以崇国威神治,用以镇水而佑东北之漕运,也因此时正是辽主延芳淀狩猎时代,常过潞水,多见波涛之故。土塔没后,被人淡忘,砖塔雄于土塔,以至于史载或碑文言其始于辽代,应是史误,不足为凭。
塔位于通州北城,运河边岸之畔,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十三层,略有收分。密檐式塔“其具体特征:一是塔檐紧密相连,层层重叠,几乎看不出楼层。二是层檐之间无窗柱,其采光通气孔也与楼层不合。三是不能登楼跳览,且常为实心。密檐式塔来自楼阁变化,早期装饰简洁,采用叠涩结构出檐。到了晚期,其塔变得非常繁芜,大量吸收楼阁式成分,非常华丽精巧。我国著名的密檐式塔有北京天宁寺塔,通州燃灯塔,河北昌黎源影塔……西安小雁塔、云南大理千寻塔等等”。通州燃灯塔是北京地区最高的密檐式塔。
燃灯塔为须弥座,双束腰,每面嵌砖雕,下腰置二龙戏珠,上腰三壶门,内镶仙人,披角顶盔力士等。全高五十六米,底座基围三十八米。仿木重翘,单昂斗拱,异常规据,灶门嵌花朵,砖雕双层勾栏,花纹各异,上下竟辉,三层仰花莲花瓣,叠涩端丽,似在吐艳流芳,连环花蒂,籽实累累。
塔身首层最高,正南券洞至心,对扇乳钉木门,内设神台,上奉燃灯古佛,另三面各有假门,但其形制如南。木制飞檐,每根椽端之下,悬精致铜铃一枚,各重一斤余,桥纽圆肩喇叭口,偶有折肩者。外壁刻捐献者姓名及籍贯,信女善男,各地皆有,有附写小诗,祝语和年号者,书法分楷、隶、行等式,也有少许双勾的。子角梁端所悬者较大,重二斤多,连孤口,老角梁下各角倾置砖雕神像一尊,也有烧塑而成的,神态各异,很是精致。每面斗拱灶门间放佛像一尊,用灰塑,成瓦当滴水多莲花纹,龙云纹较少,大兽小兽多塑烧,形制与首层相同。第十三层正南,在中间灶门处,有砖制碑记一块,方座方首一体,首刻“万古流芳”四字,七言格律诗一首:

巍巍宝塔镇潞陵,
层层高耸接青云。
明明光景河中现,
朗朗铎音空中鸣。
时赖周唐人建立,
大清复整又重新。
永保封疆千载古,
万姓沾恩享太平。

塔共计风钟二千二百四十八枚,神佛之像一百零四尊。塔有八角形须弥座,两层相错,各上承复瓣仰莲荷花,欲放未放,技术巧妙。上置铜铸相轮,分为三个部分,下为空心圆球,上下两半子母口,变形古钱及如意,由纹带相撑,直径二米二十五,中间仿丝流苏,上面三环叠置,纵贯锻铁巨杆以固,杆长八米,不算顶端残缺部分。下端插至第十三层,砖内方柱边长九厘米,穿于铜刹一段为圆柱,端径六厘米。柱顶原有铜镜一块,孤面圆形,两面抛光,直径二十四点五厘米,圆一米,如意托,方柄。另有八根铁链,连于塔尖及各脊。
塔顶层西北一面,自生榆树一株,不知何年所生,主干径十七厘米,高三米七树冠四米二,根丛集牢固,遍布瓦顶,如天生雨伞,最长根须二米五十。塔距运河,即北运河与通惠河交汇处数百米,丽日晴天,塔影垂映河中,为通州八景之一。清朝乾隆皇帝御制诗有曰:“郡城塔顶落波尖”之句。此塔康熙十八年地震时,塔身倾圮,出土佛牙一颗,舍利百珠。康熙三十年僧人照感募捐重建,五年未成,后由知州倡议公捐,于次年竣工。据说此塔有七绝:一是风钟多;二是神像多;三是铜镜大;四是诗碑位置高;五是塔心柱长;六是塔顶生榆树;七是塔景垂映运河。另此塔据说有六个世界之最,其实,佛教诞生于印度西北,发祥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交界的白沙瓦一带,随丝绸路东传,遍及中国,波及日本、朝鲜、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有大乘小乘及藏传之分,谁也不可能一一考证,这里只能说通州塔在全国有很大的代表性。
通州地处京东,咫尺皇城,旧曾传言:“燃灯塔尖与前门地基持平,而通州地势以北城鼓楼以北一带海拨最高,在五十米左右,运河境内南段低洼处,海拔仅只八九米上下,河面较两岸更低,燃灯塔地处高地,经重修垫高,比其它地方海拨更高,落差在五十米左右,这仅是就地势而言,若加上五十六米塔高,落差达百多米,早春暮秋时节,逢晴天丽日,五十里以外,在漕舟商船上放眼北望,墙城高耸,宝塔凌云入天,如悬半空,特别壮观,如临仙境,故古人王维珍有诗云:

云光水色潞河秋,
满径槐花感旧游。
无恙蒲帆新雨后,
一支塔影认通州。

可见塔是通州的重要建筑标志,另有诗:

宗孙五六祖,
天步十三登。
杲杲天边日,
长明劫外灯。

又一诗道:

万户人烟千仞柳,
半空佛座一光明。
金波影落东西海,
玉垒云浮新旧城。
支柱幽燕天半壁,
翠微山对拱神京。

据《燕山记游》载“盘山异记”:“每逢除夕佛灯出通州塔上,数千百光远绕盘山诸寺,至定光佛塔而止,或云塔中舍利光也”。另据《州志》载:“盘山佛光人皆见之,每除夕,山之云罩寺定光佛舍利塔与蓟州独乐寺观音阁,通州孤山宝塔皆有灯出,相往来,漏尽各返原处。”
燃灯塔的传说故事多于任何建筑,都与通州有关,据父老言:塔下通海,铁链锁着两条鲇鱼精,因其经常兴风作浪,无人能够镇压,便请来清朝协办大学士纪晓岚,将鱼亲自锁住,从此风平浪静,再无水患。一九ΟΟ年八国联军侵占通州,对塔进行破坏。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波及通州,塔基莲花震毁,塔身多处裂纹,一九八五年重修,增添相轮二,圆光一,仰月一,玉珠四,设避雷针,重修莲花座,补铸铜铃,原色油新,塔榆移植平地。
昔日入云宝塔,通州标识,今天以被高楼大厦所包围,运处以难睹风彩,但是,由浮桥方向沿滨河北路南来,向西南望,尚可见昔日巍然宝塔依然矗立,可见塔基地势之高。

大光楼

俗名坝楼,在州北关外,始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巡仓御史吴仲督修。同治十一年,重修,南北添建平台各三间。
大光楼确切位置在通州旧城北门外沿通惠河向东,在运河与通惠河交汇之处,北运河西岸石坝码头岸边。取卦爻“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义,因此也叫河楼。明清两朝,户部坐粮厅官员,在此验收漕粮,故也叫验粮楼。是三千四百里大运河的最北端,即是终点也是起点,同时也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与北京城内外,所有楼台意义和功用都不一样,也非京郊其它楼台可比。
此楼虽不能与岳阳楼、滕王阁、大观楼相比,但其现实作用和建筑风格,不逊于天下名楼。建筑形制受本身作用影响,与城市中的钟鼓楼相似,因其不常年使用的原因。楼上下两层,下层是一拱券式门洞通道,方便行走,东面十多米即是运河河床,西行不到百步就到通州北门。上层歇山脊,单层双滴水,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面有廊带护拦,因临河而建,地处石坝,所以较其它单层建筑高阔,呈鹤立鸡群的风貌。
京津铁路通车之前,明清两朝,每年农历三月一日至十月一日,这段漕运时间,户部仓场侍郎(明朝为巡仓御史,清代满汉侍郎各一人,不常住通州)率属下各官吏,在此楼检验运抵石坝的正兑进京白粮,供皇室百官之用,有白粮经济人,以杉木制做的斗形小盘,盛满散装白米,上楼呈验,一切标准合格以后,检斤过秤,重量不亏,也就算完成任务。
清代诗人陈豫明《名坝大楼行》诗有句:“崇栏杰阁悬巍昂,向背两水流洋洋。”精人徐德润,在明间廊柱悬一副木制楷书楹联:“高处不胜寒,溯沙鸟风帆,七十二沽丁字水;夕阳无限好,看燕云蓟树,百千万点米家山。”清乾隆皇帝,东陵祭祖,途径通州,在此登楼小歇观景叹赏,居然吟出“也应并入谢家诗”句,在他眼中,通州川水风景,已是山水诗派之祖谢灵运的诗中画意。
夏季溽暑季节,登楼而清爽,任河风穿堂沐浴,举目东北燕山蓟树,看烟岚四起,近观平沙落雁,始发风帆,新到漕船,南望烟村野树,几许人家,登斯楼,心旷神怡,忘了多少烦恼。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义和团与清廷合作,扶清灭洋,攻教堂杀洋鬼,团民在此楼下,演练阵法神拳,并参与阻击八国联军,攻打贾后疃天主教教堂及教徒等战斗,通州沦陷以后,八国联军疯狂报复,将大光楼及众多古建烧毁。
一九Ο一年,南粮由火车运送北京,漕运停止,石坝废弃,大光楼也随历史销声灭迹。

永通桥

永通桥即八里桥,西距通州西门八里,故俗称为八里桥,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仍可通行。
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跨通惠河南北,石砌三券拱桥。明正统十一年八月始动工,十二月桥成,正统皇帝亲自赐名“永通”,历经六百六十七年风风雨雨,至今丰采依旧。
桥南北共长五十米,宽十六米,两侧石栏,三十三对望柱,顶雕狮子,神态不同,大小相望相依,与卢沟桥石狮相较而无愧。三十二副栏板,板面刻纹,刀法熟练流畅,技术高妙,栏端四周,戗兽端伏,独角而视,挺胸昂首,一派傲气。中券高八米五厘米,阔六米七,各侧孔对称,却都很小,高三米五,阔五点五米,撞券石,斧刃石为青叶岩所砌。平底石,分水石,金钢墙,雁翅。桥面由花岗台铺就,每块桥石之间,以铁相互连嵌,使桥面浑然一体,异常坚固。桥身以灰土填实夯固,土外为砖墙。四只石质镇水兽,闲卧雁翅之上,密鳞长尾,扭颈倾头,怒望河面之涛。永通桥碑记,由在午门庭仗中,被打折三根肋骨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撰写。
桥上,凭栏望,烟村古城,巍巍宝塔,绿水东流,西仰帝京,紫殿楼阁,重门瑞气,实在是胜景佳处,故有通州八景之一,“长桥映月”之誉。想当年,驳船桥下通过,桥面人马穿梭,南来北往,终年不断,数百年繁荣,清人王维珍有诗为赞:

是谁题柱游燕市,
何处凭栏听玉萧。
入夜需清一轮坠,
凌寒征铎去萧萧。

李焕文《长桥映月》诗:

湖溯昆明引玉泉,
虹桥八里卧晴川。
石栏拥似天衢入,
画舫摇从月窟穿。
万斛舟停芦荡雪,
百商车碾桂轮烟。
渔灯蟹火鸣征铎,
惊起蛟龙夜不眠。

永通桥是京津水路咽喉,与丰台卢沟桥,昌平朝宗桥,共为拱卫京师之三大桥。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由于在廊房、码头一带被义和团所阻困,改道顺运河西犯,清军在八里桥与八国联军大战数日,虽英勇抵抗,但战斗惨烈,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数次冲锋,均未成功,最终失败,陆军统帅胜保负伤,乘骡而逃,北京失守。至今八国联军的枪炮弹迹仍依稀可寻,是帝国主义侵华掠夺的历史见证,也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洋枪洋炮下,屈辱和抗争的实物。
此桥屡经重修,民国二十七年(1938)铺京通柏油路,桥两端垫土,现以没有原来陡峻,一九八四年桥北坍塌,次年修复。六百多年沧桑,封存在桥上,追思怀古,令人感慨。

城隍庙

祭祀城隍,建城隍庙,属于鬼神崇拜,源于祖先崇拜,也就是人鬼崇拜。古人相信灵魂不死,有一种超人的力量,支撑死者的灵魂,并时时对活人的行为实行监督赏罚。城隍庙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隋唐两代空前规模的发展,已遍及天下。明朝初年规定:各府州县必须祭祀城隍庙的城隍神。地方官员到任,必先到城隍庙祭拜报到,哥俩儿商量商量阴阳两界的事物,并求城隍保佑城池子民,保佑自己升官发财,一帆风顺,千万别添麻烦。
通州城隍为灵佑侯。因明制以侯爵为州城隍之故。灵佑侯据说就是明初督建通州城的孙兴祖,活着时建城,死了以后护城,整个通州城阴阳两界都归他了。
明洪武间,城隍庙建于旧城西南角,永乐间立感应碑,天顺与成化间修葺,宏治间毁坏。正德间重建并立有碑记。清朝康熙时及乾隆四十年(1775),四十七年(1782),嘉庆九年(1814)都曾修葺并且增饰。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大殿火灾而烧毁,后经民捐重建,并添修配殿,同治八年(1869)曾重修。
清咸丰年间有警,八国联军进逼通州,城如危卵,指日可破,据说灵佑侯之魂,阴卫城池,暗助军民守城,否则通郡所遭劫难会更大,隐约透露出,州人在洋枪洋炮下的无奈与绝望心情。后于光绪三年,敕封:显应灵佑侯通州城隍之印,奉于城隍庙中。
城隍庙久已拆毁,今荡然无存。

三义庙

位于通州新城南关。明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始建,清雍正六年(一七四一)重修,后为在运河北端的山东会馆。清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于通州置义塚地十四亩,埋山东籍在通州之故的穷人或不及运回原籍的山东人。民国时曾是国民党二十九军驻地。解放后由粮食加工厂占用,“文革”时严重毁坏,重修后略有改动。
三义庙布局为北向一进院落,山门一间,有侧门左右各一。正殿三间,进深三间,耳房东西各两间,进深一间。东西配殿各三间,进深一间。山门二歇山筒瓦,拱券无梁柱,前额嵌砌砖制匾,侧券门硬山清水脊。正殿硬山筒瓦调大脊,大式做法,前廊与后廊均为五架梁,彻上明造,六抹斜式方格隔扇,各有窗四面。阳文“古刹三义庙”砖制匾。立有重修三义庙碑记,沉积岩石制,螭首方座,阴面无文。首高八十五厘米,宽八十五厘米,厚二十九厘米,楷书双勾“万古流芳”四个大字,身高一点三六米,宽八十一厘米,厚二十五厘米,淳雕缠枝菊花。碑文由湖北荆州府长阳县教谕弟子谭一豫撰写,共楷书十行,每行三十七字,右刻捐资人姓名,下款为雍正六年岁次戊午季夏月。座高七十厘米,宽一米零八厘米,浮雕梅、菊、鹿等动植物。
三义庙创立义园碑记一通,青沙岩身,汉白玉座:首高六十六厘米、宽九十厘米、厚二十七厘米,额头阳面楷书“永垂不朽”阴面楷书“山左同立”。碑身高一米七十公分,宽八十六厘米,厚二十三厘米,阳面楷书铭文:“三义庙创立义园并施棺木碑记”,文共六行,每行五十四字,右面刻捐捐资人姓名,落款:“大清嘉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菊月吉日住持僧端率徒孙觉悟敬立”。阴面记义园及香火地的面积,共有文字八行,每行五十六字。座高七十厘米螭首方形宽一米二十五厘米,厚四十九厘米,浮雕灵芝,行云等物。殿前有古楸树古柏树各一株。
三义庙总建筑面积二百一十八平方米。

阎公祠

阎应元,字丽享,北京通州人。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南下,势如破竹,各地相继而降,《中国通史》载:“江阴诸生……公推典史阎应元为领袖,在江阴坚持守城八十一天。”苦熬苦战,直致江阴被破,清军攻入。阎应元守城计划周密,是清军南下时首遇的劲敌,受到重创。清军先后用兵十万,火药二万斤攻城,死亲王爵三人,贝勒若干名。八月二十一日城破,清军攻城死亡六万余人,巷战死九千余人,阎应元赴水殉节,清军屠城以后,江阴仅剩五十三人。
阎应元七月九日入城,题七里庙壁云:“露胔白骨满疆场,万里孤臣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城破之日,手书一联云:“八十日带发孝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年江山。”
祠位于通州城北大街,大关帝庙胡同路北,原关帝庙内,坐落庙门西侧,坐西朝东,龛楼式砖型建筑,题名“阎公祠”为清道光十七年(1837)通州知州李宣范所建,砖砌龛楼,上有垂檐,中嵌石碑,两旁石柱刻阎应元殉节前所写对联。
中华民族是尚气节而不屈的民族。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验之阎应元,也就难怪要为他立祠了。做为曾经的敌人,清政府为他建祠立碑(江阴亦有阎公祠)可见不屈的人,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大王庙戏楼

庙与楼在州城东关外,运河西岸,今橡胶十厂院内。清顺治七年建。康熙年间住持如宽募化重修。同治初年住持普庆心等人相继募化重修。后山西人与州人一起代募五省粮商,捐集巨款将庙前戏楼等建筑一起修整,有碑记其事,碑今无存。
庙东有黄亭子一座,戏楼在中间空场,庙内正殿及两厢配殿皆有楼,楼与楼之间有走廊相通,建筑富丽堂皇,因两山前脸各镶有一个蛤蟆雕饰,又俗称哈蟆寺戏楼。为各粮帮到通以后,首先膜拜之所,酬谢神灵保佑一路平安到达,祈求保佑归程一路顺风。
因各省粮帮公捐,戏楼异常热闹,州人也凑趣听戏,北调南腔,各个戏种,相继登台,楼上楼下,或坐或站,观戏解乏。因紧靠码头,戏终人散,解缆上船,水清人欢,最是漕丁帮会留恋之地。
停漕以后,无人修葺,今以湮灭无闻,只留下大王庙戏楼的传闻而已。

书 院

孔子收徒授学,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率弟子游学列国,应是书院的最早雏形,或者说后世书院沿袭了孔子授徒训学,培养士子的遗意。书院始于宋朝的白鹿书院以及岳麓书院,发展到明清两朝,几乎遍布天下通都大邑以及州郡,尤以文化昌明之地为盛。通州更是如此。书院以崇祀先贤,讲道论议,培养人材为目的,大小有无是衡量当地当时文化教育程度的标准。
通州通惠书院,创自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初建于通惠河南岸学宫右侧,明吏部尚书,通州人杨行中撰碑记,后改为明伦堂,时间不久,便因各种原因而荒废。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在文庙西继续招授生徒,讲解经、史、子、集和宋儒理学,二十五年(1685)又在华严寺兴办义学。康熙五十九年(1720),动用坐粮厅库银四百五十两,典刘姓房屋,添建中间一层做为书院,延请主讲。后因坐粮厅亏损严重,将书院抵押卖出,至雍正三年(1725)赎回。乾隆二年(1737)在州城东南角文昌阁内,建潞河书院。乾隆三十一年(1766)通州新旧二城合二为一,在空城基址之南另建潞河书院,不到三年拆毁,规模并不大,又重迁东南角楼的文昌阁。角楼陡峻,上下楼困难,冬不暖,夏不凉,学生秀才寥寥无几,并不红火。四十三年(1778)角楼倒坍,以文庙西侧的文昌祠为书院。
乾隆四十六年(1781)通永道台李调元到任,见书院坍坏,士子无修业之所,凑银七百两,买陈桐家在天恩胡同瓦房三十一间,灰房四间,动工改建,历时三月竣工,仍名潞河书院,不掠古人之美。大门三间,二门一间,讲堂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层住房五间,西首小厨房一间,后边西面小库房二间,后门三重。
潞河书院取超等生童十二名,特等生童十六名,上生童八名,次生童十二名,附课十名。延请宿儒为院长,有监院先生,役使有门役,茶夫、水夫、火夫等。道光八年(1828)因旧院狭隘,典南门内四眼井刘姓房屋一所,做为书院分院,后又归并原处。光绪四年九月(1878)创鸿文社于书院之内。书院延师课艺,是文人士子相会学习,相互酬唱之地。该书院解放后改为靳家胡同小学,现建筑无存,只剩残碑古槐而已。
通州城内另有马闻道书院,明万历年间,侍御史通州人马经纶所创,因其门人生徒私谥他为“闻道先生”而得名。位于旧城东南隅,在文昌阁附近,水边有莲花庵一座,闻道书院为私人所立,是马经纶读书之所,兼有授课讲学论道之用。
张家湾城内,明神宗朝有“双鹤书院”为州人,退隐户部尚书,漕运总督李三才自创,李三才与东林党人颇有交情,时常书信来往,尤与顾宪成关系私昵。李三才挂冠后返乡,受东林党影响,在张家湾也办起书院,闲云野鹤,著书立说,讲授宋明理学,颇得士子之心和失意文人之趣,教授生徒多少以及多长时间均不得而知。著有《双鹤轩诗集》、《无自欺堂稿》、《诚耻录》等诗文集。
书院讲授国学,课业八股,经史子集,宋明理学,传承历史积淀,虽有官私之分,期目的, 都是为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培养人材或说奴才,与近现代的学校有天壤之别,但在当时也起到昌明一方文化的作用。

静安寺

金大定年间创建(1161至1189),明朝洪武与万历年间都曾重修,后经清代多次修缮,历史较早。位于通州城内,教育胡同十二号。
寺南向,二进院落,全部面积约一千三百多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山门三间,中有通道,硬山合瓦,箍头脊,大式做法,墀头浮雕雄狮,后殿五间,硬山筒瓦箍头脊,东西配殿各三间。山门以西,次间之后天井处,立明代汉白玉螭首龟跌碑记一通,记载了万历年间重修此寺经过,后院残存金代白玉经幢顶与座各一件。
通州解放后,此寺一直用为北京市农业局招待所。文革时,一进配殿被拆,经幢不知去向。一九八五年九月定为通县文物保护单位。
做为通州早期寺庙之一,静安寺有很高历史研究价值。

钟鼓楼

炊烟浓淡,远树城墙,晨钟暮鼓,巷尾街头,方知有城,这是城市的标志,有城则必有钟鼓之楼。
通州钟鼓楼在旧城中心,位于城内南北大街十字路口以北。因火毁于嘉靖十七年(1538),二十七年(1548)重修。通州地处皇都左辅,运河北端码头,仓储重地,水路咽喉,兵民漕丁杂处而居,实需钟鼓以“司晨昏而报休劳”:“高台岿立,杰阁翼翔,三月动工,六月楼成,坚筑密构。”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609)重修。
清朝顺治二年(1645)再次重修,北悬“暮鼓晨钟”,南悬“声闻九天”长方匾额。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倒塌,四十四年(1706)再建。雍正元年,知州黄成章劝捐修葺,中书“先声四达”旧额。后于嘉庆年间(1796至1802)道光乙丑年(1829)同治辛未年(1871)都曾予以修缮。民国九年(1919)通县知事李杜粉饰一次。
楼三间,横垮北街,歇山重檐,脊两端大吻、垂兽、戗兽、五小兽分居众脊。一斗二升交麻叶斗拱,明间八六攒,次间四攒,旋子彩画,菱格隔扇,每间都是四扇,上下三层,四周带廊,下面拨卷门洞,阔高而深长,砖阶陡峻,楼上西首立碑一通,高三米,方首方座,刻“万古流芳”及“肖公去思碑”,此碑是同治元年(1862)三月,由通州全郡绅商所公立。明嘉靖已酉(1548)三月所立钟鼓楼碑记,久已倒地无闻,是“重修鼓楼碑记”。民国重饰时,楼南添“永安水会匾。楼内悬匾额六块:“安民以惠”、“保商卫民”、“助长灵长”、“德惠群黎”、“功昭守助”、“安民则惠”。卸下昔年所挂之“见义勇为”、“稳步天衢”、“除暴安良”、“天都锁钥”四匾。楼西一小三合院内有“重修通州鼓楼碑记”一通,清朝顺治二年(1645)仲冬所立。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每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满挂灯笼,任人游览,设有专人负责,取古金吾不禁之意。”以示官民共庆,天下太平,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光绪时改为四街商民轮流值年管理,至民国十年(1920)废”。
钟鼓击法在同治时有规定:缓急一百零八响。光绪时(1875)至(1908)改为每天早、中晚各击一次,早午击鼓,先缓击十八响,稍快十八响,最后急击十八响,晚上先击鼓后击钟,击法如前。民国时另有规定:“遇有火警,以楼为中心,按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各响数区别之,火小则缓击,火大则急击”,由警所警士管理。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钟哑鼓破而成为历史,断了晨钟暮鼓,文革时楼被拆料建“五七干校”。今以荡然无存。
鼓楼铜钟乃明成化九年(1473)正月所铸,高六尺一寸,下口径三尺七寸,下口厚二寸五分……再于成化(1473)年复铸钟,重二千斤,悬于钟楼。
钟鼓楼传说很多,以雷瘸子晚敲钟,早击鼓,使狱中人犯晚戴铐,早卸镣为典型的传说故事。

浮 桥

通州通向三河及东北方向的运河上(古称白河),原来没有桥人来车往,全靠摆渡,水深流急时,经常伤亡惨重,形如天堑,无可奈何,运兵运粮运饷都很不便。辽金时曾建木桥,雨季河水泛滥,木桥常被冲毁,后编船作桥渡河,又名船桥。通州先后有三座浮桥,一在城东白河上,一在东北温榆河,一在东北白河之上。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巡抚洪锤在州东门外,罗家口设船建浮桥,浮于白河之上,以利通行。明永乐间以浮桥不便,修木桥。宣德三年(1428)重修,次年被水冲走。
明正统元年(1436)冬,造白河浮桥,以马快船及预备运砖船编排为之,委派千总驻防、拨军士十八名,通州拨民夫六名看守。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工部员外郎陆基恕,悯桥户之消乏,檄知州陈随详准,将修桥银两加毫厘照例派征,每到修桥年份,请工部委官修理,桥户略解其苦。
清朝将桥移往北门外,水浅之处,每年修理桥船经费,由户部拨发,设桥船五十只,通州派船夫四十人,每人每月给米七斗五升。后改为船二十二只,分东西两道,桥夫二十人,月给工银九钱七分五厘。乾隆三十五年(1770),河水涨发,两岸堤冲涮严重,原设二十二只船已不够用,另加船十八只,船夫船只由民间征雇颇为不便。三十七年(1772),通州知州龙舜琴,详准添设浮船九只。原有二十二只船尽归东河,新设之河船拨归西河。新船准每年用银一千五百二十九两二钱三分,在司库工程所余和节年耗银中支出。
又因新旧三十船,二十名船夫不够用,实在困难人手不够时,另添船夫九人,二十二船用船夫二十二人,西河九船用人七名。船夫自行议定,按月轮流照管,每年九月搭盖桥船,铺上木板,次年四月拆御,三年大修一次,十年重新排造一次,每年油艌一次。
通州浮桥,分里桥外桥,由船只联结,搭以木板、形成水面可以浮动的通道,船随水势涨落,因相结连而不致冲翻冲跑,人车驴马,百货商客俱可通过,有如江南竹排式黄河平面渡船、经济、省时、省力,较之摆渡胜之多也。清代帝王,东陵祭祖,常过此浮桥。民国初年浮桥船撤,又另设摆渡。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建里外水泥新桥,浮桥成为回忆中的历史,州人及通州附近人,因袭旧名,至今仍称浮桥,可见浮桥名气之大,无人不知。

闸 桥

闸桥的名字由来以久,在通州旧城内,十字街心,横跨通惠河分支,上首闸,下首桥,相距十七八米左右,水闸截水,利用水浅时通惠河主道通航;建桥行人,利于南来北往,俗称闸桥,沿袭至今,闸创设于元朝,合并于明嘉靖六年(1527)由通州城外,移至城中牛市口北侧,通惠分支上,为巡漕御史吴仲所修。
明宣德七年(1432)八月重修以后,只为蓄水,不通剥运航船。工商发达,人烟稠密,城市发展,市井环绕,定居者日众。而通惠分支经常因雨积水过高,甚至一丈有余,西面水关常被泡在水中,嘉靖七年(1528)五月,御史吴仲上书,请于西水关之外另建石闸,以杀水势,上游亦另建水闸,于是通州城内及漕运粮船大便(为此,当时通州为吴仲建祠以祭)遂于闸下首建木桥,南北长十余丈,宽三丈多,规模不小,通州人南方北便。
清朝道光二十六年(1864)春夏之交建石桥,号称“虹腰横跨、雁齿层联”,颇具规模而上档次。
明朝时,曾在此桥之上建三官庙一座,行人往来桥上,香烟萦绕,即过桥又方便礼神,闸、桥、庙几乎三位一体,设计之思,何其巧也。崇祯十七年(1644)大火,环庙民居大部烧毁,几连全城,唯独此庙安然无事,稳坐河中,因四面不靠,得以幸存。清顺治二年(1645)改建为阁,名“灵显”。康熙十二年(1673)起火自燃,却未延及百姓民舍之居,当时以为神异。此桥、庙、闸三位一体确属罕见。汪元量有虹桥诗:

野春平碧生暖烟,
虹桥南畔沙漫天。
潞阳河上见酒斾,
直下复有钓鱼船。

南北大街以闸桥中分,东西大街以此为系,又各分南北河沿儿,古楼名馆,鱼市酒肆,各色人等,最为繁华之地“东流势建翎,赖斯严锁钥”、“越罗将蜀锦,充满潞滨楼”,当时写照,信之不虚。
清光绪年间,铁路通车,海运发达,漕运断绝,闸坝废驰,河流淤塞,到解放前,通惠分支,今新华大街,以废成“龙须沟”,污染严重,臭气蒸天。解放以后,废河道修成新华大街,闸与桥均废无迹。由于历史长久,今天此地仍名闸桥,地势仍高于东西两边,多高楼商厦,更加繁华。

三教庙

如把南北大运河比成一条竖向长龙,在北部龙头之上,古通州城,这个自古以来,开放发达,人文荟萃,国内国外,三教九流,全国各地方言乡音不断的地方,有一相当奇特的建筑景观––––三教庙,也即儒、释、道三家庙宇宫观同居并存,又和睦相处的人文建筑,且与官署相伴。
通州建置,自北齐以来,郡县治所,一直位于旧城北门内西侧。金天德三年(1151)设通州治于此,直到一九五八年拆除,另迁新址。古代通州为多条河流下梢,每逢雨季,三面来水,经常闹水灾,按当时的风俗信仰,于北周晚期在四河交汇的高岗之地,也即潞河西岸不远处,建燃灯佛舍利塔一座,用以镇河神而靖水患;塔正建在县衙西北侧,塔下之庙,便是佛教的佑胜教寺。此寺一进院落,山门殿三间,正殿三间,有民国时石碑一通,记八国联军毁寺破塔罪行。
元大德二年(1298),在州与县衙西侧,建文庙,供奉至圣先师,跨有东西两院,紧挨衙署,此庙建筑年代,比北京成贤街文庙早四年时间,从建成之日算起,至今巳近二十次重修扩建和翻修。庙内孔子像曾毁于八国联军之手。
文庙坐北朝南,长一百五十米,宽五十米有余,中轴线下埋有金水桥。大成殿五间,进深三间,歇山筒瓦顶,一斗三升交麻叶斗拱,明间四攒,次间及稍儿间各递减一攒,山面六攒,和玺彩画,井口天花天鹅图。今仅余大成殿一座。
明代中期,在佑胜教寺东,文庙左后侧,又建道教宫观紫清宫,由都人会同州人一同捐建,供奉太上老君,俗称红孩儿庙,因其殿壁所绘红孩儿,生动逼真活灵活现之故。一进院落,现只剩山门一间,正殿三间,西配殿三间加山门前古槐一株。
三教庙的布局,体现了儒家、道家、释家三教逐渐融合的历史,并显示相互承认的心态,即是一部宗教史,也是一部思想史。佛教认为:修行的第一要素即是割断红尘之缘,与世无染,故其庙宇多选址秀峰佳林,湖沼流泉,风景秀丽之处,以利清修。入山修道是道教的传统,属取法自然的宗教,也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青城山天天师洞楹联)”。其对修行环境的苛求程度,远胜于佛教。儒家自孔孟以来,积极入世,讲究维持封建旧制,维持古今正统,也即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之分,后经宋明理学的发挥发展,儒家更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也因此成为封建统治者一直利用的宗教式学说,奉为不二法则,其积极入世的思想与佛道两家风马牛不相及,且多有抵触。
三教庙以文庙居正前位,佑胜教寺与紫请宫处在文庙后面两翼,规模都比文庙小,呈等边三角形位置,与衙署紧临,突出了儒家地位。正所谓“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在这里充分地体现出来。这种模式体现了宗教与社会、精神与物质,虚与实的相互关系,世俗的衙署为主,入世的儒家为主,也即以实为主,以虚幻的宗教精神为辅,虚实相依,相辅相成,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浓缩。三教融合的目的与用意,无非是为了共同维护封建统治,从物质到精神对人民实行全方位统治,借以缓解人民的反抗,继续愚弄压迫人民。
中国之大,各地各教混奉,两教混奉者皆有,较之通州三教庙相差确实很远。

小楼饭店

位于通州旧城,闸桥以南,回民胡同西口路南,为回民所开设。始建于一九ОО年,初名“义和轩”,一九二一年扩建,由平房改为二层小楼房,面朝西,正对南大街北口,西大街东口。
三间见方,悬山飞檐;玻璃门窗,窄梯直陡,护栏玲珑,木制楼板,白灰吊顶。楼上坐望,宝塔雄矗,鼓楼眼前;西望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提到小楼,就不能不提烧鲇鱼这道菜,因楼以此菜而扬名京津一带。取本地运河出产鲇鱼,去头去尾,烧得黄澄澄,刺酥肉嫩,却不失鲜美之味。涮羊肉也与其它饭店不同,用料独到。烧饼香甜焦黄。地处极佳位置,讲究者无不以吃一顿烧鲇鱼为幸。
言来语往,久而久之,饭店原名被人遗忘,而只以小楼称之,远近无不知其名。近年在原址扩建为大型饭店,仍名“小楼”,来此一饱口福者络绎不绝。

贡 院

又称“试院”,在旧城北门东南,今贡院胡同处。州旧志称,明代为监察御史出城办差所驻之地,也即最初应称“察院”。为试院时是顺天府或直隶学政,来通州城考核通永道,霸昌道所属之通州、蓟州、三河、武清、宝坻、香河、宁河霸昌道之霸州、涿州、昌平州,良乡、文安、大城、东安、永清、固安、顺义、密云、房山、保定、怀柔、平谷等二十二州县生员的场所。
每到岁考之日,或逢科举之年,均集于此院考试,并督令勤勉学习,克守礼义,也曾在此举行过乡试选举,录取举人,因此有贡院名称,至今胡同沿用。
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尽毁,至二十一年,知州于成龙复建东西配房,各三间,二十九年,学院李应等人修东西号舍。三十二年,学院顾藻等建正房五间。乾隆三十八年(1773)东路同知曹元瑞等增修考棚。道光初年(1821),州绅白鎔等重修并添置桌凳。同治七年(1868)顺天学政贺寿慈添建抱夏厦三间。光绪元年(1875),添盖上房三间,东西厢房六间,并添堂号,大号桌凳、公案、门窗等项。其规模是很大的。
贡院南向,迎门照壁很大,侧设辕门,东西号舍数十间。外围高墙,有大门一座,二门一座。院内立有方趺螭首碑记一通。现为贡院小学所在地,仅存一段北墙,还须仔细辩认,碑记埋于院中地下,其余均不复见。

清真诸寺

包括州城内清真寺街清真寺,张家湾清真寺,马驹桥清真寺,于家务清真寺。
阿拉伯人来中国经商定居生活,与汉族通婚由来以久。来华路线大体有两条:陆路经帕米尔新疆即中亚南部经河西走廊,水路绕经马六甲海峡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福州、广州等城。大规模迁徙及伊斯兰化发生于南疆喀拉汗时期,后经蒙古察合台 窝阔台等成吉思汗后代蒙古人的伊斯兰化而伊斯兰教徒大增,并逐渐迁内地与各民族通婚相融,因长时期的血缘交流,阿拉伯人在体貌特征上以十分接近汉人并部分接受了汉族传统与生活方式,中华大地上一个新的民族––––回族也就诞生了,多少年来仍保持其传统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
阿拉伯人经商逐利而生,不惯农业生产,其所聚集之地也就自然是通都大邑人烟稠密的繁华之地。北京的回民定居下来始于辽而兴于元,做为伊斯兰教徒礼拜的清真寺也于此时诞生。通州地处运河北端人员复杂正是做生意者的理想之地。马驹桥地处北京东南进京咽喉,南来北往者在此停留歇宿小息,自然也是做生意的上佳之地。张家湾与于家务及枣林庄、垡头地处延芳古淀中心或左右边缘,辽主元皇每年必至此游猎,且有柳林行宫以至驻骅一个多月之久,聪明的回民借此机会在附近经商卖华货,获利甚丰,故尔定居下来,形成今日通州回民定居点的大致格局,与汉民族一起创造了通州古文明,建有礼拜寺也就是正常而必须的了。

一、通州城内清真寺在清真寺街

始建于元朝,当时规模较小。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万历二十一年(1593)重修,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及一九四五年再次修缮。
其寺规模较大,布局严紧而对称不差,街北口,建牌楼一座,二柱一楼殿式而南向,精致悬山大脊。寺东向临街,山门三间,中为甬道,迎面一堵歇山绿琉璃吻兽大影壁,岔角贴石刻云纹,壁心瓶花,下面须弥座浮雕美伦美奂,南北各有垂花小门,勾连搭二券。苏式彩画小巧玲珑。影壁后面,歇山重檐楼一座,大脊,中间高耸宝瓶,亦是绿流璃吻兽,上层四周有廊木质护拦,悬木匾称“万寿无疆”,下层拨券一间,木匾谓“大哉乾元”。绚丽苏式彩画。
楼两侧夹墙门,仿木之砖砌结构,悬山大脊。中轴线主建为礼拜殿,勾连搭券,明三暗五,高阔敞亮。一与二券均三间,绿色琉璃瓦顶,有敞厅卷棚脊,明间儿窑殿,制似梢间而超一倍,琉璃宝瓶直径一米高二米。窑殿石砖砌望月之台,殿内井口天花梁,枋满布古代国画,红漆金柱满塑捏缠枝牡丹。外侧起伏壮观,顶式异样难描,内侧宽敞幽深,画栋雕梁。南北配殿各三间,勾连搭二券,南北水房各三间。殿两侧各有六角尖顶井亭一座,周列精巧隔扇。寺内碑记五,两个立院中,两个嵌壁室,一镶山墙,一律精雕细刻。清真寺南北各有三合院一座,与寺内相对称,与寺结为一体。现仍为回民宗教活动场所。

二、张家湾清真寺

张家湾回民,以明初移居最多,在此古运河码头做买卖间或充当脚力,由于人数渐多,始筑清真寺,清代屡修,在今张家湾镇西口偏中路南。
寺东向,院落只有一进,其南有跨院,面积约一千五百平方米。中轴线建山门一间,硬山筒瓦调大脊,礼拜寺三间,进深二十三米,勾连搭四券,一券敞厅,二券过厅,一派硬山筒瓦箍头脊,三券为五体投地有朝拜处,硬山筒瓦调大脊,四券明间儿窑殿,四角攒尖顶兼绿琉璃宝瓶,次间硬山筒瓦箍头脊。南北讲堂各三间,抄手廊可通。因一九ОО年义和团以此为营与八国联军交手,有历史研究价值。
一九八五年九月定为通县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九年四月立文物保护标志。并重建南讲堂。院内古槐一株,盛柏三棵。传此寺曾经皇封。

三、马驹桥清真寺

位于马驹桥镇北门口,明朝创建,清朝重修。
寺一进院落,东向,面积一一四О平方米略呈长方形。山门一间,硬山筒瓦调大脊,照壁座,须弥座,歇山筒瓦,壁嵌砌浮雕花兽,由砖雕刻。礼拜殿三间,进深六间,勾连搭四券,大式做法,硬山筒瓦,一券敞厅卷棚顶,二券过厅箍头脊,三券礼拜厅调大脊,四卷明间窑殿,四角攒尖,顶带绿琉璃宝瓶,内存线装手抄本《古兰经》全套,阿拉伯文对联两副,殿前有月台,四步石阶,月台之上青沙岩浮雕花卉圆座一件。南北讲堂,水房各三间,作法小巧,四面砖墙。
一九八五年九月,定为通县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八年回民集资重建门楼一座,一九八九年四月立文物保护标志。

四、于家务清真寺

于家务旧名于家里,现为于家务回族乡改府住地。明初回民聚居于此乃建清真寺,清代曾予重修,寺在于家务村中。
此寺东向,一进院落,另带一北跨院,正院面积一一九六平方米,长方型,中轴线山门一间,硬山筒瓦调大脊,勾连搭四券礼拜殿三间,进深六间长二十一米零九十厘米,大式做法,硬筒瓦,一券与二券箍头脊,三卷调大脊,四卷明间窑殿,重檐四角攒尖顶,黑琉璃宝瓶,绿琉璃垂脊,黄琉璃走兽、甚为美观,南北讲堂各三间,稍儿间吞廊,跨院井亭,六角攒尖顶筒瓦,隔扇门窗。
一九八五年九月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八年回民群众集资修建山门。一九八九年四月立文物保护标志。难得此寺保存完整,回民宗教活动不断,有研究本地回民来源之作用。
另外,枣林庄、垡头等村也有清真寺,其建筑格局、年代、规模与其它清真寺大同小异,故不多叙。
综上清真寺建筑形式及格局可知,回民久已在各方面与汉人融合,因其建筑样式已与汉族庙宇无太大区别,格局乃至占地面积与庙观亦基本相同。千百年来通州汉回人民共同披荆斩棘,创造了灿烂的通州文化,留下了辉煌的古代建筑,这是今天汉回人民值得庆幸与安慰的。愿真主安拉保佑回汉人民幸福美满,国盛区昌。

五、枣林庄清真寺

位于张家湾镇枣林庄村中。
辽金时代此村地处延芳淀偏北略高之地,当时延芳淀四周村落很少。辽金王朝发祥于山林草原,游牧狩猎是传统习俗和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辽金皇帝遗族经常到延芳淀狩猎,有时狩错次要很长时间,甚至一月有余,长于经商的回民借此机会来此经商贩贾,赚取很大利润。后来一部分回民便在此放牧并开垦荒地,此时正是元朝初期。明朝初期回民渐多,为礼拜方便,始建清真寺。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地震倒坍之后在原址重建。清光绪时重修。
此寺修缮前为清代建筑。东向一进院落,山门一间,礼拜殿三间,进深六间,南北讲堂和水房各六间,山门重建但并没用大修。礼拜殿为勾连搭三券,大式做法,硬山筒瓦,彻上明道造。一券为箍头脊,前轩梁六架,罗锅椽,山墙嵌圆窝,六抹步步紧隔扇门窗。二券调大脊,五架梁,前后穿插枋木,山墙嵌方窗。三券明间建望月楼,四角攒尖顶,次间箍头脊,五架梁,山墙嵌圆窗。寺后有水塘数亩,古树茂盛,有古椿古柏树双人合围树干者五棵。
此寺“文革”时期曾遭破坏,但基本完整,建筑面积四百一十七平方米,礼拜堂面积一百六十六平方米。一九八四年恢复礼拜后,一直为四教群众礼拜沐浴的场所。

北齐长城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一个动荡时期,也是一个民族大在融合的时期。你争我夺,此消彼长,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地方势力,军阀割据,小朝廷更迭不断,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起义不断爆发。就在北齐高氏政权前后,路县城迁移到今天的位置。路县隶属北齐政权。北齐政权虽然短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自身安全,效法春秋战国时燕赵等国,修筑长城,防备北周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其中有一条由昌平至武清的土长城,经过今通州地区,正当中段,自西北向东南斜穿通州全境,古称“长城岗”。
其遗址至今尚存,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窑厂村,为黄土夯筑,残留约一百五十米,基宽十五至十七米残高三到五米,残顶宽五到十米不等,墙上杂草丛生,墙顶现有民居。据说此条长城仅剩此一小段,不仔细考研根本无法认出。这段长城的保留,得益于路县城由三河县城子村迁回通州今址。
另据光绪版《通州志·艺文志》载《故莫州长丰县令李君墓志铭》所记碑文:“屹然孤坟,长城之东”,而此墓碑即出土于康熙年间的窑厂村。《北齐书》载“于长城内筑重城”,可信不虚,史笔如铁,但估计此条长城高度不一,残断应为最高之地。周良先生考证:一九八三年三月,梨园镇小街村东南约三百米处(唐称潞城乡临河里)出土唐大历十三年(878)《唐故处士南阳公孙府君墓志铭》,其序后铭曰:“左潞水兮右长城,”此出土处以北百余米,又出土贞元十四年(798)《平州卢龙府折冲都尉乐安故孙公墓志铭》一合,志底纵刻楷书序曰:“魂埋潞川,东有潞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南有朱雀林兼临河古戍,北有玄武垒至潞津古关,并是齐时所置。”此出土二碑中所言不远处(约今张家湾城东一带),有守卫戍点,应在河边,长城随古笥沟(今港沟河)转弯地方。
由长城土墙残断可知,北齐政权虽然短命,但也曾大兴徭役,动土木之工,建墙自固,役使了无数百姓,消耗了无尽的物力财力,同时也加快了北齐政权的灭亡速度。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正是因为修此条长城,过今通州城内,而此地又在战略上很重要,北齐政权才将路县城迁到今天的位置。并可知唐以前,张家湾以南是荒无人烟的地带。研究北齐长城,对了解通州的历史变迁,地理变迁,朝代沿革及古代自然环境,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王恕园

在通州南门外,新旧城之间,明朝万历年间,太监王恕所建之关帝庙和花园,太监生前受难,充当奴才,在封建迷信和宗教思想支配下,往往把希望寄托于来生转世,所以,京城内外,尤其郊区,由太监出资捐建的寺庙为数不少,王恕园关帝庙就是其中一例。
因是王恕出资所建,故俗名王恕园。南向三进院落,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二层,大式做法,硬山合瓦,调大脊;上层,前面出廊,彻上明造,五架梁,菱格横楣子,三抹方格隔扇各六,木护栏上雕刻宝瓶。明崇祯二年(1629)、清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四十二年(1803)几次重修。大殿三层,供奉神像,招僧人住持。殿前为花园,万木扶疏,百花齐放,平常为文人雅士留恋之地。每年农历五月十二至十四日为庙会,此时王恕园便是州人相聚购物畅游之地。
同治元年(1862),曾设粥厂以济贫饿,并有王恕园所施义地一处。今仅存后罩小楼一座,有碑一通,艾叶青石制,螭首碑身,已埋入院内。
一九五八年,建北京市供电局服务公司修造厂,殿拆,一九八七年,建宿舍楼,被全部拆除,今已无存。

文庙大成殿

文庙,也即孔子庙,唐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以后,历代称孔庙为文宣王庙。元朝以后简称文庙或者孔庙,是官员,士人、秀才、学子祭孔之地,属于鬼神崇拜。文庙多与当地武职守军将领所祭祀的武圣关帝武庙对称。也称文庙为学宫。
通州文庙,位于北城的大成街,现北京花丝厂院内,只剩大成殿一座。此庙始建于元大德三年(1298)比今天北京城贤街孔庙还要早四年,是北京地区较早的文庙之一。由知州赵居礼主持兴建,其建置规模仅次于京师孔庙,不是其它文庙所能相比。
文庙坐北朝南,长一百五十米,宽约五十米,中轴线有金水桥,现掩埋地下。后面大成殿五间,进深三间,歇山筒瓦顶,一斗三升交麻叶斗拱,明间儿四攒,次间儿、稍间儿递减一攒,山面六攒。和玺彩画,井口天花天鹅图。殿正中设孔子位,左右配四圣: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东西山墙前配十二哲;有闵、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言偃、颛孙师、朱熹。
元至治二年(1322),明永乐十四年(1416),正统十二年(1447),成化年间,弘治年间,嘉靖二十六年(1547)与四十二年(1563),万历三十五年(1607)、崇祯十二年(1639)、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等大小多次重修,扩建粉饰。康熙十八年地震(1679),庙堂斋庑尽毁,次年,知州于成龙捐俸倡建。二十五年(1688)、四十五年(1706)雍正元年(1723)、乾隆二年(1739)、三十三年(1768)、四十六年(1781)、嘉庆四年(1799)、道光十七年(1837)、感丰十一年(1861)、光绪四年(1898),多次修缮添建,规模越来越大。殿前西稍儿间台基上,仆地汉白玉碑身一块,磨损严重,方首抹角,浮雕祥云,篆刻“重建通州学记”,身首题“通州重建儒学记”,赐进士第、通议大夫、郡人张士甄撰文。碑文记述于成龙捐俸倡建文庙之事。
一九ОО年,八国联军顺运河攻入通州,日军驻兵北城,毁孔子像与津池桥,肆意糟踏一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抗日战争初期,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驻此文庙之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县政府由张家湾回迁此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通州城解放,此处为通县人民政府驻地。
文庙本身已是一种传统,儒家思想通过对孔子的供奉而深入古人之血液。文庙有无与规模大小,建筑年代之远近,象征一个地方文化文明程度的高低,通州文庙令人感慨。

摆渡闸坝

无论南方北方,大江小河,自古以来人们出行过水,多以摆渡过河,少有桥梁。通州地处北京小平原东南,多河富水,九河下梢,洼淀遍布,几乎每一条大小河流,无论潞河、运河、温榆河、凉水河,三五里内皆有摆渡相望,乘载货物行人。摆渡船家为一大行业,有因操此而发财起家者。通州的摆渡,自然以城东运河繁忙热闹,其它小渡口,小渡船在境内就数不数,难以记之了。至今西集镇边境村庄与河北省香河县之间,仍有摆渡船只,不足为奇。
自运河通航通漕以后,时常因雨水稀少或洪水冲积,船只不能抵达京师。嘉靖七年(1528)御史、武进人吴仲力排众议,奏准修浚通惠河,且亲自设计指挥,废庆丰上闸、平津中闸,拆至通州西水关外,造石闸一座,名减水闸。同时废掉通流闸,便成五闸。为保证通船,各闸所截水面有严格规定,从庆丰闸始,依次高于下闸十二尺、十尺、七尺、十二尺。有五闸二坝之说。各闸设闸夫、水脚、船头几数名不等。其中庆丰闸西,水广船多,飞帆鼓枻,颇为壮观,每到冬季,有拖床在冰上争行竟速。减水闸又称滚水坝,蓄池陂,水多可随来随漫,水少截流积深,使河水保持一定深度,利于船行。从大通桥至通州运河码头,地势高下四丈,不设闸蓄水,根本无法通行。
其实,在大通桥沿通惠河到通州之间,即庆丰,平津上下,溥济、通流等闸,在元至元二十九(1292)年挖河时,即建闸八座:庆丰二、平津三、溥济二、通流一,只是当时河水并不流经通州城内。至大四年(1311)因岁久木朽,开始建石闸,历时十二年毕工。庆丰原名籍东,在大通桥东八里的王家庄。至顺元年(1330)改名。平津原名郊亭,其上闸西距庆丰十五里,东下七里即下闸,未计中间一段,延佑后改名(1314)。明宣德七年(1433)正月,正统八年(1443)九月都曾重修。通流原上闸在通州西门外,西至溥济闸十里,下闸在南门外,距上闸五里,延佑以后,合并为一,改建石坝,更换闸名。明宣德七年(1432)重修并移建通州城内,当时应该有六闸,自吴仲改五闸后,始终没有添减。
享誉南北,名气很大的土石二坝,是运河北端的两个码头,皆在运河西岸,土坝在州城东门外运河边儿,今通州三中东门所在地附近。石坝在通惠河入北运河交汇处南岸,即原大光楼边儿。明嘉靖七年(1528),由御史吴仲主持修建,将旧石坝南移二十丈,以利挑輓,并建下闸一座,用以旱时蓄水。凡入北京各仓的粟米,由此盘运梯航至京。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州判监管,有经济人员一百二十五名,船二十四只,设有粮袋厂,备装漕粮。建督储馆,检斤验粮,每天起运三万石左右,年均三百四十四万石。坝脊建大光楼,背城面河,轩敞通风,入目无限美景,舟船役夫,尖丁经济杂往其间,几无闲日。
土坝也设有袋厂和席厂,年运到漕粮六十五万石,由土坝上岸,车运通州各仓储存。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州同负责管理,车户少至数十名不等,因时因节气变化,运量多少而增减。万历三十二年(1604)户部郎中于仁廉,按以前故址修新闸,开隍济运,蓄水行船,省了不少银子。“市近鱼盐声偶送,入钦冠盖步多停”。即指此地而诵。
五闸二坝,今均以无处可寻,只剩旧名而已。

万字会院

在今通州镇西大街东口路北,古通惠河中支南岸高坡之上,东北角为旧时通流闸,即今闸桥地名所在。清初兴建时名“三官庙”,康熙十二年(1637)重修,供奉天官,祈求福寿;供奉地官,因其有权赦免人生罪恶,可以排忧解难,使人祝告之后心境平和;另供水官等诸神像,故名“三官庙”。
万字会院,南向二进院落,中轴线上,山门三间,硬山筒瓦箍头脊,明间通道,石阶四级,次间后沿儿,嵌六角形三交六碗窗,前殿与正殿各五间,顶式与山门相同,现为玻璃隔扇。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配殿各三间,硬山合瓦三宝顶,次间为吞廊,三层石质如意青石阶。后院正殿前,有青沙岩浮雕,龙纹图形花坛一座,直径二点三五米,边宽为四十一厘米,由数块石头拼接而成,精美但不做作,有规有矩。前廊山前,嵌如意头肠砖浮雕,民间造形,也算精致,虽经多年政治风云,整个院落建筑保存完整。
三官庙为什么又叫万字会院呢?一九三五年十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州组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和爪牙,日本军队在华北站住脚跟以后,通州有汉奸组织“万字会”(人员复杂,以高丽人和汉人为主)占用此庙为日本人服务,实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在此设有刑讯室,令人望之生畏,倍觉恐怖,因此被逐渐称为“万字会院”,淡忘了三官庙名。现为通州区博物馆。临新华大街有台阶大门,次间之后,接抱厦三间,悬山筒瓦箍头脊,彻上明造,苏式彩画,内容为通州八景图,绚丽夺目。六抹直棂隔扇门,工巧庄重,可从花岗岩石阶上下,两侧草白玉护栏,望柱头雕蟠龙,栏板透雕宝瓶,工艺尚可,由城砖所砌金钢墙,磨砖对缝,均匀细密,用今天话说,挺讲究,新建同时,古建也重修一次,恢复原貌,未失古之规矩,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六四年曾重修,改名“东颐饭店”,不久关闭。现每天有人参观,欣赏通州悠久的历史陈列和历史遗物。通州区文管所亦住此院内。

张家宅院与门楼

位于今潞城镇张各庄村。为清未民初三合院式民居建筑,由张各庄村地主王姓所建,原建筑是南向的二进院落,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东西露井,内院两个门楼配套。此建筑最高超的精华在二门的门楼,很是突出,不同于一般的设计构思:门楼一间,进深一间,勾连搭二券,悬山筒瓦清水脊,脊端砖砌透雕花果盘子。后券为悬山筒瓦箍头脊,彻上明造,挑尖儿梁雕动物蚂蚱、头蝉、肚雀,替帘架,步步紧木格,对扇大木门,夹山墙筒瓦券棚顶,砖仿木做飞檐,上雕花鸟鱼虫,砖雕另有花鸟狮子,栩栩如生,门额上方木刻一大型“福”字。
门楼总建筑面积十一点五平方米。
解放后此院分给三户贫农人家,一九五八年拆除大门,到“文革”时两户人家拆房改建新居,后因房屋失修朽坏,仅剩的一家无力原样翻建,一九九五年九月经协商,将门楼迁到梨园镇北杨家洼村萨庙,原物,原迁,原建。保护很好。

平津前红指挥部旧址

在通州区宋庄镇镇宋庄村,清未民初建筑,为解放前王姓地主家院,由两所并列三合院组成,院落都是南向,正房各五间,厢房各三间,东西天井各两间,东西鹿颈各二间,东西门楼各一间。门楼面宽三米一十五公分,进深一米七十公分,箍头脊与歇山脊相接,技术手法相互融合,长筒瓦,飞檐砖雕。正房面宽十五米零五十分分,进深五米七十公分,硬山合瓦清水脊,有吊顶,步步紧式木制门窗,如意形石制台阶。厢房各面宽十一米,进深四米九十公分,硬山合瓦清水脊。鹿颈面宽六米九十公分,进深四米七十公分,其做法为硬山仰瓦券棚顶,门窗格式与正房相同。现存面积三百六十平方米,保护良好。
辽沈战役后,我东北野战军入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平津战役指挥部设在此院,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在这里一面与傅作义谈判,一面指挥战争。北京和平解放以后,一直是乡、公社、镇等当地机关驻地。
现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

文昌阁与奎星楼

《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渎”。陆凤藻《小知录·乾纬》:“封豕,奎也,为天武库,主库兵,又主沟渎,星明则天下安。”同书同卷:“文昌,六星,日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司禄,在北斗奎前,如筐形,天之六府也,主集计祸福,明天道经纬”。由此可知:文昌、武奎取文武昌盛天下平安之意,显示一地文化昌明,文武人材济济,建楼立像而祭之,希望连中三元,能点头名状元,此为引伸之意,实际是士子文人寻找心理平衡的自我安慰的地方。
通州奎星楼按建筑先后有二,明万历年间,工部郎中陆基恕在旧城阜宁坊建楼三层,供奉文昌神像。清康熙间增设奎星朱衣二像,文武兼供。雍正时曾重修,乾隆三十九年(1774)大火,烧毁上面二层,奎星朱衣二像,移供州西文昌祠,现以湮灭无考。另一在文昌阁。
文昌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在旧城南门以东,城角之上。州绅杨行中倡建,万历间迎香积寺神像供奉阁中。康熙七年(1668)重修,十八年(1679)地震毁,三十一年(1692)在原址重建楼阁,阁前另建奎星楼,供奉朱衣二像,并配以两厢,在阁西建小亭三楹。三十六年(1697)知州吴存礼修筑城基,改名为“望耕堂”。乾隆初年重修。道光七年(1827)添建“ 藻轩”“登瀛馆”等建筑。有文昌阁十二景;雉堞云连、古塔凌云、万笼炊烟、天际沙明、绕郭蔬畦、风行芦荡、柳岸渔舟、闸泄涛声、碧水环城、平林烟树、漕艇飞帆,层楼分峙。
潞河书院及鸿文社,都曾设此阁内,取阁下城南苇地一段租出,以租金为香火之用,光绪元年,曾修阁下城墙一段。后与城墙一起拆除、楼、阁、亭俱无。尹澍登文昌阁诗:

文昌光聚插苍穹,
临水层楼映远空。
岸柳若连一色碧,
庭花不断四时红。
渔歌飘渺飞檐处,
帆影参差玉浪中。
桂籍年来频注记,
好看多士鼓长风。

西海子公园

通州旧城之北,分东西二海,辽金元三代称湖泊为海子,故名海。西海靠西城墙,东海挨东城墙。西海子为建燃灯塔掘土垫基所挖,为增加塔基高度而从旁取土。东海子以无踪影,西海子至今仍在。
西海子南北二百多米,东西一百多米。一九三六年秋,伪冀东政府辟为“西海子风景区”,种树植花,建桥修亭,汉奸政府迁往唐山后,无人管理而荒芜。
解放后西海子建人民公园,并池塘为湖面,中间筑腰堤,水分南北二湖,建石桥一座,桥下可通小船,垂柳环湖为荫。近年腰堤之上建长廊,夹于绿柳之间,方亭白桥,苏式彩画,湖南松柏相簇,湖北挺立绿亭,南北相望,鲜花茂草;西为儿童乐园,东北角是迁修于此的李卓吾墓。中有翠嶂相连,外有湖心岛映衬。
城墙基北,将通惠河故道葫芦头进行整理,筑土山石亭,将燃灯塔划归园内,湖光山色,满园笑声。

关帝庙

三国时,蜀将关羽,字云长,河东(今山西解县人)人,因义举忠心,誓扶汉室,死后建庙祀之,由神道配殿之将,直封升开武圣,与文圣孔丘并列。明以后理学诸儒尤其推崇,被封建理学所利用,为统治者愚民政治所需。
全国各地,无论城镇乡村,哪怕天涯海角,以至海外华人,无不有关帝神祠,四时奉祭祈求保佑;发展到关羽之神,无事不管,无人不从的程度,上至皇帝百官,下到百姓细民,顶礼膜拜,无不虔诚之致,可悲,也可叹。与关羽崇拜同步,古代的建筑艺术,建筑风格和建筑科学也得到了发展,通州也不例外。
通州城内外,有关帝庙一百多座,现将城风外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关帝庙略述一下:
一、大关庙,在原成人教育局院内,元天历二年(1329)始建。清康熙十八年(1672)重修。三进院落,巨狮守门,殿堂高阔,塑像巨大,比其它关帝殿雄伟,称大关帝庙,后简称大关庙。
二、茶棚关帝庙,在城关茶棚村,北运河西岸,释教庙字,殿中设凉棚,僧人向过往客商、行人、漕丁、渔民及官员人等来庙上香者,施舍茶水之地,也因此而知名。后渐成村落,以关帝庙的茶棚为名。
三、白马关帝庙,一在宋庄镇白庙村,一在州城白马关帝庙胡同,因庙内周仓所牵之马为白色而得名。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关羽坐骑本为吕布的赤兔马,为红色,什么原因变成了白马?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前燕皇帝慕容光,建都于燕(北京),“罗城有白马前导,因以为祠”。二说明英宗朱祁镇,梦见关羽所乘实是白马。三说明成祖朱棣,他亲征蒙古时,大军冲锋之前,迷蒙沙雾之中,一神将率先冲锋,所持大刀,所穿战袍及“貌色髯影”有关羽特征,“独所跨白马”。与此同时,城中传闻,有一匹白马,每日晨出,立于庭中,不食不动,气喘汗流。成祖归朝,即不复见,有人说此马即是关羽助战所乘,成祖降旨崇祀。此后,个别庙内便塑有白马。白马关帝庙胡同由此而来,白庙村也因此得名。
四、双关帝庙,明万历年间,在旧城南门外所建,今无存。当初关羽像为武貌,清康熙时重修“更塑文像”,可能表示关羽文武双全。一庙之中,有两尊不同的关羽塑像,因此得名双关帝庙。另外双关帝庙还有一层含义:即关帝庙内供奉关羽的同时,也供奉岳飞,民间传说,岳飞乃关羽转世,故有此称谓。
五、铜关帝庙,简称铜关庙,在城东门外铜关庙胡同,建于明初,隆庆二年(1568)增广重修,庙内供奉“冶铜镀金”关羽神像,称铜关帝庙,就是简称的铜关庙。
六、高庙,在永乐店镇德仁务村,古晾鹰台北端,遗址尚存少许,此关帝庙建在高岗之上,距地面近十米,当地因此俗称高庙。
七、伏魔大帝宫,在今西大街西端,现为南城派出所住地,只余后殿,因万历皇帝敕封关羽神号而得名。
八、灵佑宫,在宋庄镇富豪村,现仅存后殿,因清乾隆皇帝加封关羽神号而得名。
九、关王庙,在梨园镇小街村,今遗迹无存,因宋帝封关羽神号得名。
十、武圣庵,在马驹桥镇壮丁屯村,建于村西口路南,坐南朝北,二进院落,由尼姑奉祀,因称孔子为文圣,而尊关羽为与之对应的武圣得名。

解放以后,尤其文革以后,农村仍有代表性的关帝庙,在今于家务乡后伏村。
庙位于村东北角,行人依稀可见,为明朝所建,清朝重修,修缮不只一次。庙南向,二进院落,面约九百二十平方米。山门一间,悬山筒瓦卷棚顶,前殿三间,硬山筒瓦调大脊,工笔重彩壁画,内容为地府七十二司。正殿三间,硬山筒瓦箍脊,六抹方格隔扇门窗,苏式彩画,工笔重彩。清咸丰时北京两位画师所画,明间儿重席相隔,西山所画内容都是《封神榜》中人物,梁上至脊,梁下至裙,是各具神态的人物立像。梁下四周以双折线分成小幅画面,形如连画面,内容也是《封神榜》故事。后壁墙上,画历代才子,看似李白、杜甫、苏轼三父子之形,应说有较高艺术价值。
村中传言:此庙之画,乃一南方画师所作,南归路过此地,乡人待之以礼,关帝庙恰好翻新粉饰,为表示感谢给村人留个念想,在庙中所绘。具体事实如何已不得而知。

潞河医院

行医者相聚治病,并形成规模,非中国古代医家祖传秘方可比,这也看出开放与封闭思想支配下,东西方的不同。古通州虽有名医却无医院,最多也就是民间个人诊所,真正意义上的医院,由洋人东来传教开始,医院治病也是教士发展信徒的手段之一。
清同治六年(1867)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派姜戴德与富善(皆中国名)来通州传教,起初成绩不佳,便将教堂迁至鼓楼前街,鱼市口北侧,入教者方才多了起来,并在教堂院内,栽植几棵刺槐,因非本地品种,系由洋人从海外带来,至今仍名其为洋槐,与国槐相区别,后又将教堂扩大。
为笼络人心,拉人倍教,教堂里特设西药房,广施西医之药,并于第二年建诊所,免费治疗各种疾病。一八八二年,美国医生把诊所改为“妇婴医院”,病人除挂号费以外,仍可无偿就医看病,通州始有医院之称,但因医术医药的限制,也常出医疗事故。当时国人对西医并不了解,很难认可,因事故而引起不满,继而演成公愤,发展到后来,积怨日深。庚子年(1900)义和团杀洋人,烧教堂,与清廷一致对外,“妇婴医院”也被焚毁。庚子赔款时,由通州地方政府赔款白银六万两,另有国帑所赔十万两,美国传教士都春圃重建教堂、学校、医院等建筑。一九О二年,美国牧师利用赔款,在新城南门外建楼,在千佛庵原址,动工修建医院,改称“潞河医院”。
医院建筑为平面十字形两层小楼,呈红十字会标志布局,设计新奇,带西方式色彩,同时也吸收中国建筑的优秀传统,中西合壁,美观大方而素雅、悬山顶,青沙岩石板瓦,砖券玻璃窗,木地板,地下室等。内设普通与特殊病房和门诊、手术、化验。药房等处,楼南北各建耳房二十间,即有附属设施,也有人员宿舍,在当时,已经很先进,很具当代化了。但此时已不再免费治病,而是纯为商业医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侵占医院,改称“通县医院”。日本投降后,潞河医院还给美国教会,仍称前名。
一九五一年四月,潞河医院由河北省政府易名潞河人民医院,由河北省卫生厅管辖。一九五八年通县划归北京行政区域后复称通县医院。一九九五年旧城改造,拆除十字洋楼。现仍为潞河医院,是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医院,今非昔比。

证道堂

即通州公理会教学,也称堂口,在新城南门以西,今党校院内,一九七七年已经拆除。
该教堂基本属于哥特式建筑,这种建筑的特点是以尖形拱门代替罗马式的半圆形拱门,外部有许多高耸的尖塔,墙壁较薄,窗户较大,饰有图案的彩色玻璃。内部的圆柱较细、光线充足,门前饰有形象生动的浮雕和石刻。哥特式建筑的特点符合教会的要求。高耸的尖塔把人的目光引向虚缈的天空,使人忘却今生,幻想天国来世。
通州证道堂四面灰色砖墙,多扇尖拱顶型或圆型窗户,配以彩色玻璃,主堂可容千余人同时礼拜。副堂在主堂西侧,与主堂以木吊扇隔开。南侧正面两端,各建有二层和三层塔楼,塔楼一层是入堂的东西大门,东塔楼有大钟一口,塔楼楼顶,方型红色,俗称红尖楼。大堂顶上的通气窗也是尖型。教堂大体都是这种风格。
教堂地下室装有热风锅炉,能保持冬季室内温度。主堂是礼拜集会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副堂为小型聚会所用。每逢圣诞人多,将副堂隔扇吊起,可以扩大主堂面积。副堂开办过幼稚园。
证道堂是基督教公理会信教人士的礼拜场所、与贾后疃的天主教堂不同,基督教神职人员为牧师,天主教则为神甫。证道堂由美国人管理,礼拜之日约定主持人和讲道人。美国女教士,和·爱融曾参加教堂的管理工作。通州信教者在当时城里城外皆有,以新城南门一带最多。冯玉祥夫人,复兴庄人李德全,就曾是基督教徒。
证道堂在清末民国时期,是通州城内的高大建筑,其招唤教徒礼拜的钟声,全城可闻。

通州发电厂

电是现代化的源泉,重要的生产能源,没有电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现代化,人类自然也发展不到今天。北京作为帝都和后来北方最大的城市,其最早的发电厂之一就设在通州,与石景山发电厂几乎同时开张,向北京城里供电,为北京近现代的发展打下了能源基础。
发电厂位于原城关大棚村边,东临北运河,西到北京二十公里。建厂初衷是为北京有轨电车及部分照明所设,由北京的官商股份合作投资。一九二三年夏施工,一九二五年建成,共占用土地九顷,机房主机六台,其中三台为英国拨柏葛式,三台瑞士卜郎比式,发电量为三千瓦。一九四四年,我冀东根据地十四军分区的地下组织,在该厂发展党员和积极分子,削弱了国民党势力的影响,并暗中建立护厂队,一九四七年二月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军两次占领电厂,停止向北京送电。
一九五五年,经政府整扩,发电能力增加到九千瓦。一九六四年三月,因北京东郊热电厂投入使用,该电厂关闭。
发电厂遗址,原有自来水塔和蓄水池,水塔全高约十五米,砖砌,东西合壁式建筑,身呈圆形,顶为八角形,身径三米一,高约十二三米(台基以上),顶端有一方窗,钢筋嵌梯通到地面,顶为攒尖绿琉璃筒瓦带宝瓶,式样别具一格。临河蓄水池为长方型,水泥结构,东西长一百米,南北宽七十米,深二米五,构筑坚实。
通州发电厂是北京早期电力工业建设项目之一,为北京的交通照明和城市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远郊区县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可以看出,通州对北京各个时期,各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

潞河中学及洋楼

通州旧有潞河书院,是通州历史上,修习国学的最大书院。今天的潞河中学是京东重要学府,市重点学校,全市招生,且有少数民族学生在此接受各种各学科教育。因其教学质量之高名闻天下,历史悠长,为京东现代教育的发祥地,早步民国之先,而且是历史上北京地区唯一原建原址,发展至今的学校。
早在清朝同治六年(1867),河北基督教公会,也即耶酥教便传入通州,称公理, 通州先办男塾,后建协和小学,直升格为协和书院(即大学)。光绪四年(1878),牧师姜戴德等人(中国姓名)在新城南门外,晒米厂东南,买地建楼,成立教会学校,全国招生,不断扩大,因地处运河边上古通州而名潞河学校,由谢卫楼(中国姓名)等牧师、教士执掌教务,谢卫楼为校长,后曾一度改为华北联合大学。讲授数学、英语、农业种植等科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义和团仇洋仇教,哄然而起:焚教堂、烧学校、毁医院、砸住宅等十多处,学校一度停办。一九О一年,清政府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以后,与列强妥协,签定不平等和约,向列强赔款,以维持其风雨飘摇的统治。美国公理传教会牧师都春圃,面见知州谈判,结果由通州赔款白银六万两,清政府国库赔款十万两,共计白银十六万两。将南仓官地划归教会使用管理。用赔款购得新城南门外谢家园和北园及晒米厂等地,建筑学校,耗时三年竣工,学校占地达数项之多。后于一九一八年,将协和书院与燕京女子大学合并为北京大学。
尉氏楼(今人民楼)坐北朝南,横居校园中间北部,整体平面如篆书引号部首,为二层楼,正中楼梯,平面见方,阔大于两侧,两边多角,东西相应。前为砖券走廊,上面砖砌护栏,顶为西式城堡式结构建筑,也有一点中国古城墙的传统模式,并有女墙,也即垛口,但不太大。西檐密砌连弧小券,各角悬砌倒立圆椎,墙嵌玻璃门窗。楼前古槐两株,左右对称。
楼前不远即是谢氏楼(红楼),中部高耸十字架式平面,南端骤然突起,顶层有西式铜钟,起中国钟鼓司时作用,底层中间为南北通道。红楼之左是文氏楼(解放楼),右为潞友楼,东西对称,为长方形状,人民楼东面,建有一座平房饭厅,平面多边直角,形制完全相同。五座砖木结构宿舍楼,平面混杂多变,顶部参差不齐。内部装修讲究,中西合璧。文氏楼为一九二三年所建。
一九二七年,第一任国人校长陈昌佑主持校务,他注重德育和体育的教育,每个学生都有个人操行表,潞河中学曾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日本人侵入通州,学校西迁陕西西安市继续办学,仍名潞河中学,一九四六年迁回通州。做为第一任国人校长,陈昌佑功不可没,他培养了一大批,各门各类各学科的专家和共和国将军。
校园体育场广大,古树青藤,鲜花绿草。东部为操场,西部为花果园林,中部为假山池塘,并建有博唐亭一座,纪念唐·欧德夫人建校功绩。八角攒尖带宝瓶,井口天花,倒挂木楣子,苏式彩画,如意石阶,典雅别致又不失美观大方。笔者不止一次进入清华园和北京大学,沙滩旧燕京大学院内,相比之下不过如此,潞河中学真不愧为京东第一学府。
通州自有潞河中学,一百三十多年来,几乎一切大事都与这个学校有关,从推翻帝制的旧民主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京东的闪光火花都从这里点燃,国民党元老蔡济民之弟蔡德辰,在此组织共和通州支部,准备起义,直接攻打北京,最后牺牲。共产党人张树棣、周文彬在潞河中学宣传马列主义,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通州第一个支部,从事地下活动,并领导了冀热边区的抗日斗争,周文彬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壮烈牺牲。
潞河中学一百三十六年的历史中,培养了不计其数的华夏人材,从国民党元老孔祥熙算起,一代代学子在此书声朗朗中沐浴通州大地的春风阳光,各门各类各行业都有潞河人的身影:化学家、科学院院士黄昆,生物化学家科学院院士曹天钦,地理学家科学院院士侯仁之,著名作家刘绍棠等等都毕业于潞河中学,并深深地眷恋着这个母校,怀念第一任国人校长陈昌佑。一百多年人世沧桑,现在有台湾潞河中学校友会,西安潞河中学校友会,潞河中学在一九三五年建成“潞友楼”为学长学弟潞河校友相聚相会之地。潞河中学因名义上属美国在华财产,尼克松访华时曾亲自到校察看。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一代代潞河学子更迭而去,然而红楼依然挺拨,钟声依然洪亮,潞河校园依然散发着她非凡的魅力,潞河中学是厚重的、实在的,潞河中学的历史是辉煌的。

富育女中与教学楼

近现代教育在西方发端,逐渐东传。清末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洋枪洋炮打开,随之而来的基督教义汹涌东流。一八八六年,美国传教士富善(中国姓名)来通州布道传教,他的夫人富善慕柯·撒拉,于一九零四年,在通州新城南门外西侧,护城河南岸建“安士学道院”,专门向妇女传经讲道,这在客观上有解放妇女,使之走出家门接触社会的进步意义。一九一四年,“安士学道院”扩建后,改名“女蒙馆”并开始招收女童入学。
五年以后,美籍女教士和·爱融接管“女蒙馆”并将其改为小学校,自任校长和董事会负责人,开始招收女生。一九二三年,改为六年制小学,同时开设初等中学教育,招收中学生,另有师范一级。次年学校师生冲出学校,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募捐扩建学校。一九二六年,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女蒙馆”改称“富育女学校”,在民国教育部备案,由国人担任校长。一九二七年,正式定名“富育女子中学”,在河北省教育厅备案。
原教学楼初建时名“百友楼”,即后来所称的富育楼。二层,砖木结构,青砖碧瓦,门檐中式彩画,中西结合,槐柏中间,古色古香,上下八个教室,近千平方米面积,中小学课堂都在楼内,是京东最早的女子专门学校。附有“富育女小”,包括高小二级、初小四级,幼稚园一处。富育女小,一九三二年有在校生一百一十七名。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间就读此校。
一九四一年,日军侵入通州,学校被迫转移西迁,改称“河北省立通县女子中学”。一九四四年与“通县女子师范”合并,一九四六年复校原址,一九四九年中学恢复上课。一九五一年改称“河北省通县女子初级中学”。一九六零年改称“北京通县第二中学”,为全日制学校。
学校古朴典雅,环境自然谐合,富育楼风彩依旧,成为历史与光荣的见证。“映竹楼”独树一帜,校内独幽。“萃柏楼”,中西合壁,建筑奇巧,花木簇拥,园林式的二中校园,不亚于:“潞河中学”。
富育女中曾是一所知名的培养时代新人的学校,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家卫生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李德全,国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设医院院长、著名妇幼卫生专家杨崇瑞等都曾在该校小学部就读。

通县男师

自清光绪皇帝,力图维新变法,后又废除科举制度,效仿西方自然科学教育始,通州陆续开办中小学堂,因距京师咫尺之隔,得风气之先之故。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新学师资严重缺乏,培养师资力量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当务之急,男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创建的。
一九零五年,清顺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门以里,原敦化堂和法华庵两个相临的庙宇基址上,创办东路厅中学,培养师资人才,设有师范班,这是通县师范的前身与摇蓝。校舍残破,学生不多。一九零九年改为东路厅师范学堂,设初师班和后师班,后师即完全师范,也称中师。一九一四年,改为顺天府第三中学。
清亡以后,于民国四年更名京兆第三中学,名义为中学,实为师范编制。一九二零年,顺天西路厅师范由卢沟桥迁通州,与京兆三中合并,仍名京兆师范学校。民国十七年,河北省所属师范学校,按顺序编列命名,京兆师范定名为河北省立第十师范学校,现存有当时匾额,此后,学校不断扩大,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随之上升。声名远播,京津及河北附近学生,纷纷到此就读。一九三三年,改名河北省立通县师范学校。
一九三五年,殷汝耕强行接管学校,校址迁往北京西单皮库胡同,继续上课。伪冀东教育厅将原男师校园,改为冀东通县师范学校,但师生无几,草草开课。一九三七年恢复原名,因当时学校被占,借北门里西边儿的西塔胡同,燃灯塔下的佑胜教寺,做临时校舍,半年后迁回原址,师生被迫返回学校,当时的北平及华北大片土地沧陷,学校被日本教官把持。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夕,在男师,进步思想与反动的旧势力,始终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解放后,男师不断扩大,又另辟南校,增加班级。一九五八年升格为河北省师范专科学校,后通县划属北京市,师专迁往承德,原校舍与女师合并。一九六二年,改称北京市通县师范学校。旧校址在中山街教师进修学校院内,仅存一排老校舍,现为阅览室。
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相当高教育知名度,曾培养过著名教育家、全国故事大王孙敬修,著名作家从维熙、房树民等文化教育界名人。

女子师范

女师即原京兆女子师范学校,民国四年(1915)建立,在原清朝通永道旧署,今通州区三中处。由河北涿县人尚伯良创建,他于一九一五年受京兆尹公署委派,来通州筹建京兆女子师范学校,为京东最早培养女师人才的学校。
学校占地两千多平方米,校舍简陋,条件艰苦,尤其困难的是,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国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根深蒂固,不愿女子抛头露面。尚伯良孤掌难鸣之中,聘请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包括后来的教育家杨秀峰等人。一九一六年,举行开学典礼,先开办的是讲习所和女子职业两个班,各招生五十人,设国学、算术、修身、缝纫、烹饪等课程,为学生升入师范做准备,一九一七年,在校园西侧屋内,设立附属小学。
一九一八年冬,讲习所与职业班修业期满,改招师范预科生,学制一年,同年又设本科,学制四年,更名京兆女子师范学校,隶属河北省教育厅,这是一九二八年取取消京兆区,京兆女子师范学校奉命改为河北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学校以后的事。
随着学校的发展和师生员工的增加,虽不断扩建校舍,仍不够用,学校经费不足,尚伯良校长变卖家产,多方求援拼凑,使校园占地面积扩展到四千平方米,房舍墙加数倍,随之建大小操场,增设体育设施,并扩建师生宿舍六十余间,又新建教室和各科办公室。校内四层院落,有东西跨院,教师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各不相扰。一九三三年,改名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同时在西仓西南部建楼设立分校。一九三五,伪冀东政府接管学校,女师迁往北京东单干面胡同,原校改为冀东通县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三七年师生返回,恢复原校名。
解放后沿用原校名,一九五八年,女师改为河北省立通县师范学校,男女兼收,男师为西校,女师为东校,仍隶属河北省教育厅。一九六二年,改名北京市通县师范学校,次年移往中山街男校,女师改为二中分校。后改办通县三中至今。

大顺斋

颇负盛名的通州传统食品字号,由明朝末年,南京上元县回民刘大顺开设。刘大顺乘舟沿运河到通州,创办了一个点心铺,名叫大顺斋,隐其名与倍其教之意,前店后厂,专门制作出售糖火烧。到清朝乾隆时代,买卖日渐兴隆,又增加了一些南式糕点。
大顺斋原在城内回民胡同西口路南,北向临街,铺面房五间,砖券木门,上嵌有砖匾“大顺斋”三字,每一字一块方砖,阳文雕刻,砖边长五十二厘米,厚五点五厘米,背有长方印记“细泥足尺七方砖”,一眼可望,很是清晰。门侧纵刻嵌砖对联,有广告作用,右为:“本斋专做细巧糟糕什锦炉食一应俱全”;右是:“本斋专做大小八件龙凤喜饼一应俱全”。长条砖,每块砖刻二字,由方砖开条精磨而成,似出于清代初期名家手笔。店后小院,为制作工厂。
大顺斋以糖火烧驰名全国,古今到通者都要来品尝,也是相赠的贵重礼物。糖火烧的制作极为严格,每道工序从不草率,配方精当操作精细,质高而清洁,火烧深棕色,内外如一,味道香甜,众口咸宜。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曾点名要吃大顺斋糖火烧。
近年,大顺斋开新店,不失传统美味,品种多样,包装华美,产量大增。

冯玉祥营盘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冯玉祥入川反袁,一九一六年六月回防廊房通州一带,在通驻有一团兵力,建营于旧城南门外小营村。一九二二年十月,冯令张之汇旅在通州驻营,该营盘位于通州旧城以南,后营村东,玉带河西,新秦铁路以北,占地五点五公顷,总建筑面积一点二万平方米,主要营房在北部,中心一仿四合院式建筑,坐北朝南,跨有东西院,中轴线上,前排侧座筒子房,面阔十九间,进深三间,东西通道各一条,两山开外向门。明间面阔四点五米,进深十米,三层小楼;底层拨券穿堂大门洞;中层进深二间,分内外二室,外室两山设券窗,哨兵可东西南北观望,中设木梯备登顶层,内室亦券门,两山偏南置方形望几为警卫值班之地,外室前展平台,有龛式花墙护拦,两侧砖砌二十一级踏垛接地面,台用以阅兵;顶层略有收分,筒瓦重檐四角攒尖顶,立有旗杆,四壁砌圆形券孔,顶悬铁钟一口。设计奇巧,钟鼓警楼同备,阅台讲台共用,别具一格。楼两侧为营房,中为筒道,道侧为对门宿舍,券式玻璃门窗。
一九三五年,宋哲元二十九军一部驻守通州城南,一部分士兵驻在冯军营盘之内,其余营于新旧城南关一带的宝通寺与三义庙等处,俗称其驻军扎营之处为老四营,至今不少老人仍沿此称谓。

漷县城

故老口传,旧时以通、三、武、宝、蓟、香、宁外加一个小漷县。为大小东八县,漷县疆域小,没有其它县大,故称外加一个小漷县。“水绕城郭为漷”,任何一本字典对漷字的解释都是:“旧县名,在今北京市通县境内。”不信的话,您就查查看。漷字本意即是四面环水之城郭,无任何其它解释。漷县建置之前,地属泉州。建置之始到迁徙今漷县镇村,两地均四面环水,大小河流纵横,水中为土岛地势高敞,稍有土墙人家,此即漷字所从来。
著名通州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先生说:“漷县在通州之南四十五里,坐落在北运河西岸,县城东距北运河三里。汉朝叫霍村镇,辽代初叫漷阴镇,由于辽主每季春弋延芳淀,居民成邑,才升格为漷阴县,金代依旧,没有变代。到无朝至元十三年,更升为漷州,管辖武清、香河两县。明洪武五年(1272),又降级为漷县,编户十五里,是个贫瘠、荒凉、狭小的县治。”故京东八县之中,漷县最小。绍棠先生又说,“明朝正德初年(1506)才筑土城,周围只有二里,明朝万历四年(1576),拆毁土城改建砖城,周围也扩大到六百二十三丈,即四里多一点儿……漷县城高一丈八尺,明崇祯八年(1635),又增高五尺,城高也不过二丈三尺,城墙宽五尺。州大县小县如大汉怀抱婴儿,所以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便撤消了漷县,合并到通州治理,不过仍设州判衙门,架子不塌。”
最初漷县地处延芳淀湖沼高台之中,芦苇蓟草丛生,汉初为霍村,辽初改为漷阴镇,位置在今张家湾镇,后南关村以北,大小北关村以南,西永和屯以西,柳家营村以东。东西永和屯两村之间,北面大北关村以西,今北大化村附近均为古延芳淀最深处,或说淀湖之底,这一带至今,土地仍盐碱沙洼,坑塘遍布,苇草丛生,每到春季旱时,地面挂一层白色盐碱,不适合庄稼生长,历代村民有捕鱼传统。绍棠先生又言:“延芳淀周围村庄的村民,在官府眼里都是匪类,这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各路人马中,毛贵曾率军北上攻打大都,兵败漷县境内柳林,当时柳林建有行宫,红巾军袭柳林行宫”,打死元枢密副使达国珍,后败回。“败兵逃入延芳淀,过了几年,元灭明兴,他们(在此地)安家乐业,然而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后辈儿孙,仍受明清两朝的岐视和镇压。”
绍棠先生的考证自有道理。笔者认为漷阴镇地处延芳淀土丘之上,其居民由流民、逃犯,负债、逃荒者组成,兼有少量散乱逃兵。他们在茫茫延芳淀深处,荒无人烟的地方,渔猎为生,兼种高梁一类少许粮食,土丘四面皆环水,只有南面在春秋时节,有人为堤埂可供出入,冬天用无尽的芦苇盖层烧柴,夏季水漫四边,易守难攻,无异世外桃源,不知秦汉。居民躲避了战乱,逃脱了追捕役税,延芳淀古漷阴实是穷人兴业之邦。人烟因此逐渐稠密,人物混杂,兼之“辽每季弋猎于延芳淀,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集,春秋多菱茨。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链锤鹰食刺鹅锥,引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猎者以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巨各有封地。”如此盛况,年年为之,辽主每至延芳淀必到漷阴,在此补给粮草,挑选役夫,更因商贾日多,遂于辽太平中升格为漷县。后延芳淀水面大减,渔猎困难,加上泗河即潞河水运的重要,将漷阴县迁至河边今址,省“阴”字而名漷县。
辽金元游牧狩猎民族,居无定所,随水草迁转,漷西延芳淀自然是最好的马草场,最佳游猎地,元代在漷地延芳淀中建有行宫(在今西永和屯村西砖瓦地)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八月升县为州,同时在此设巡检司,屯田司和粮仓。因元皇常到此游猎驻跸,四周荒芜,盗匪隐于沼泽苇丛之中,所以要严加守备,住有重兵,在当时地位不下于通州。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枢密副使达国珍败死于红巾军之手,可见当时漷州并无像样城垣可守,极易攻破,破土墙又低又窄根本无法防守。“漷滨运河,地半沙卤,收获极薄。间有膏沃之地,多系皇亲附马庄田。正德间又被权贵侵占甚多,小民因地窄差烦,逃窜流亡,不复归业。”漷县减差碑记载有昔人咏漷县诗:

孤城斗大古荒台,
墙堞齐腰土雾埋。
全里地无方寸业,
一人身占两三差。
幽坟以草名留籍,
照户添丁妇未胎。
游釜困鳞终作腐,
此情谁肯达金阶。

明兴化知府,谥文肃,漷县城内人岳正在《漷县奉敕重记中》写道:“永乐初置九屯……后相继亡去,今屯遗十余家,土著居民不满千户”且“故邑无郛郭肆市,小大公宇圮毁,荡如村墟。”这是明朝时漷县实况,也因此于洪武十四(1381)年二月降漷州为县,隶属通州。
漷县于明正统初年建土城,方不过二里。嘉靖二十二年(1543);巡按闫委重修,上加女墙,四门做楼,但却不大,高仅一丈二尺,上宽一丈,下稍倍之,周围较原城增加一里,即周围三里。三十五年(1556),知县吕哲曾重修。万历四年(1576),露昌兵备道钱藻、曹当勉,知县李擢,宋祉等人瓷以砖石,建南北二门,开东西小门,各门设小楼一座,周围六百二十三丈,约合四里,高一丈八尺,顶宽一丈一尺,底宽二丈二尺,女墙高五尺。四周设壕沟,深一丈,宽二丈五尺。至今漷县村四周低洼严重,即是原壕沟之土被挖筑城所致。万历三十七年(1609),因雨而加修。崇祯八年(1635)知县劝民捐修,增高五尺增宽五尺。清顺治十一年(1654)大水冲毁城南北西三面,顺治十六年(1659)县裁。今已成为行政村庄并兼镇名,城内外遗迹荡然无存,空留下岳、董、徐、聂等旧漷县之官宦士族大姓。
虽为小县,明以前漷县曾繁极一时,为京东名邑,有四台八庙七十二眼井之说。辽主元皇,王公贵族,经常驻跸漷县漷州,并西猎延芳淀,城内行宫衙署,宫观寺院,学宫民居,仓房料厂,巡检司,商贾漕丁无其不有。有:“烟光粼粼万瓦青”诗名。城内,辽萧太后所凿甘泉井,甘甜可口,久旱不竭。有漷州八景风光:泮宫古槐、禅林宝塔、驻跸甘泉、白河渔舟、长堤回雁、远浦飞鸿、晾鹰旧台、春郊烟树。可想当年胜景。自明世祖迁都北京以后,朝庭向北京大量移民,开垦退缩以后的延芳淀底,迁小部分地主管理屯垦之民,此县安置人数最多,来自山西、山东、山后及南方各地的移民,在漷城周围辛勤开荒,才有今日人烟稠密,良田万顷的面貌,漷城漷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移民史,至今故老相传: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今日漷县,以非昔日可比,作为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新城规模档次远非昔日所谓州城可比,一镇人口超过原漷州全境人口。那个“墙堞齐腰土雾埋”的旧城,为封建社会封闭政治的象征已无处可寻。附诗二首:
卞永吉《漷县舟中》诗:

征帆缘潞转,
别马忆骄嘶。
前路方疑远,
乡关渐欲迷。
岸平沙水急,
野阔塞云低。
日暮频回首,
荒村鸡尽栖。

漷人董方《晾鹰台》诗:

苍鹰以去不重回,
金殿荒芜尽绿苔。
箫鼓声湮惟鸟噪,
羽林军散低云回。
晴川应识霓旌影,
寒菊曾迎风辇开,
彼日谁能歌五子,
至今殷鉴使人哀。

漷县东门桥

漷县作为县治,一直隶属通州,地处古延芳淀附近,东临运河,多河富水,地势低洼,尤其夏季雨水成洪,断摆阻路,交通十分不便,行人不想被困,只能冒险过河。今为通州区漷县镇政府所在地,但已迁往漷县东门桥以东。
漷县古为镇,后升为县,元朝再升为州,明降为县,清降为镇,民国再降为村,其兴衰历史皆与河水有关,明朝正德初年(1506)始筑土城。嘉靖二十二年(1543)扩建,始有四门,但很低矮。东门外漷河分流支汊(即港沟河)历来无桥可通,来往行人只能靠小船摆渡过河,每逢大雨洪水,船翻人亡的事经常发生。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清县王善人在北京做厨工,攒了些钱。一次从此上船渡河回乡,船在河心被水浪掀翻,同船之人死于洪水急流之中,他则幸免于难,被人救起,也有人说是河神保佑了他。从此以后他发誓建桥,尽其所有也不够,便多方募捐集资,终建石桥一座,称漷县东门桥,行人称便。
桥今仍在,东西向,全长四十四米,宽七米,为平面石桥,用花岗岩石细磨精筑。桥面顺铺条石,规整而有序,两侧原有石栏,方头望柱,栏板素面光洁(笔者于漷县村中见到一块)。十三间方孔,高三米而略有余,没有分水石和镇水兽之类东西,长方石块所砌雁翅,一陡三伏,今桥面尚可通行。
此桥有段传说:修此桥人是个瞎子,不知什么原因,据说为赎前世之罪,自幼发愿,修桥铺路,多做善事,选中漷县东门河边这块地方以后,尽其大半生乞讨募化,颇有点武训精神。最后感动上天,金石为开,终成大愿,后来修成正果,做了桥神。传说虽然荒诞,但却寄托了人们对修桥人的感念和祝愿。
一九五八年,桥北大片洼地辟为水库,桥洞用砖砌堵。文革时桥栏被毁拆用。后来桥北新路调直,成为柏油路,此桥停用至今。一九八五年九月,定为通县文物保护单位,并立文物保护标志。

三士庙

在今张家湾镇陆辛庄村,位于村东大坑西岸水边,当初选址就是风水宝地。此庙明初创建。而此村原名陆家新庄,现虽无陆姓人家,但此村为明初移民组成,疑建庙之初为陆姓功德。清道光十七年(1891)重修。光绪二十三年,即公元一八九七年再修时,翻见中殿,一九二四年增建玉皇阁,即今后殿。
笔者在陆辛庄中学读初中时,不止一次进庙上楼,与同学呼吼玩耍。庙坐北朝南,三进院落,面积:1680平方米,庙墙高厚,主要建筑:山门一间,硬山筒瓦调大脊,关帝庙三间,娘娘庙三间,殿顶与山门相同;玉皇阁为三间二层小楼,高十多米,楼梯铜制扶栏,楼上楹柱质朴美观,脊式与山门相同。每殿各有东西耳房两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均为小式做法。娘娘庙前东面方座方首碑记一通,记重修及捐资等事。
此庙各时代所供神像有变动。大致是前殿供关羽,中殿供文殊、普贤、地藏,后殿楼上供真武,后面东配殿供药王、吕洞宾、鲁班座像,站像为上八仙,西配殿供王母娘娘、王奶奶、疯婆婆,站像中八仙。
故老相传,早年间一陆姓举人进京赶考,路过此地,见水草丰茂,风水很好,致仕之后携妻子在此定居,临终苦于无庙报神,引为恨事。后季氏禹氏相继来此定居,季氏乃黄河河套间谋生之人,富于财产,又与官宦往来,为求平安,联络村人共修此庙,为死人报神所用,据说建庙的地基砖是禹氏史弟,名大道二道因赌武功赢来的,颇有传奇色彩。数百年扩大完善,终成今日格局。村中季氏尚武,组有“少林会”,庙前即是平常习武之地,庚子年闹义和团,团民在此练武杀“二毛子”。此庙正月十二、十三庙会两天,在此耍中幡,敲大鼓,玩狮子,演少林。
解放后曾为乡政府住所,后改为小学校,因此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使今人得见庙样形式,知古工匠之巧思,但其山门和前院一进东西配殿早已拆改它用,现院内松苍柏翠,环境幽深,给人恬静平和之感。二ОО二年重新翻建,由政府拨款保护,不足部分,由村中集资捐出,目前焕然一新,且稍有扩大,很是壮观。

天宫寺

在通州区于家务民族乡,西栲栳垡村北高岗上,为辽代所建,名“天宫寺”。高岗面积近一顷左右,岗高三丈不等,由南向北逐渐增高,沙土岗以南便是辽代飞放泊遗迹,今其以南村庄为大兴区管辖。辽时几代帝王都曾到此狩猎。名取天宫之意,应与栲栳垡东北方向神仙村的行宫神仙宫有关,天宫寺应是帝王狩猎时休息驻跸之所。
天宫寺南向,三进大院,大殿依岗势而建,如建在大山南坡,远望像三层楼阁,显得突出而高峻,经数十步砖砌台阶便是山门,一眼可见前中后三殿通联,各皆三间,硬山、悬山、歇山都有,东西各有耳房二间,东西配殿俱全,正殿与配殿及耳房之间有走廊相通,几株古松柏挺拔苍翠,种植在前中后三院。故老相传:西垡高庙节节高。村中老人讲:先有天宫寺后才有人家儿。
天宫寺僧人,多雅士达者,曾在寺内各处闲置之地,培育数十种牡丹芍药之类花木,花开季节,香飘五里。四方邻近,京城公子王孙,州城踏青野游者,纷涌而来,上香观花,名声越来越大。北京潭柘寺第十七代住持掌门,即是此村之人,至今乡人称其有神有德,多神奇传说。天宫寺曾盛极一时:钟磬之音远摇,缕缕香烟萦绕。殿内有天宫井一口,据说辽代所凿,口径五尺有余,上盖四孔提水巨石,四孔周围绳痕清晰、深浅有别,传有萧太后脚印一只,不知真假,井深六七丈,粗勾纹砖所砌,水质甘甜清洌。
辽时此地洼淀连片,惟此地高岗常在水面之上,虽然岗下土地多盐碱,岗上却因雨水冲涮而土质略带酸性,因此才可种植牡丹之类花卉树木、才适合人在雨季居住。
解放后寺无香火之资,也没了僧人,曾被土匪占据。后改为小学校,松柏伐尽,牡丹失魂,文革时破四旧,井也被填,改建校舍。今古迹无存,仅剩清朝乾隆年间重修天宫寺碑身一块,汉白玉座,浮雕四龙,对应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永乐店城

明朝永乐初年在漷县以南高阜之处,设屯移民,建村开店,原名永乐里,发展速度很快,后改永乐里为永乐店,相沿到今。明时与漷县一起,上属通州管辖,今为通州区永乐店镇政府驻地。
永乐店原本无城,只是一较大村落,其早期历史是一部移民史,以山西人较多,山东、山后移民较少。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即是山西移民后代,居城内北部。永乐店城布局,形式像江南水乡小城。永乐店地处高岗之地,少被水害,更因由四周取土,垫高城内房基,地势显得更加高峻。因明神宗之母诞生于此,商贾、民人以为此地风水上好甚佳,生有利而死有益,宜建阴阳之宅。城内高峻之地渐被绅商富贾买卖家所占,穷人则移住附近村落或城外低洼处居住,故有西庄村名。
永乐店城并无正式城墙,东西两面,由南到北,皆是商家或有权有钱人家的后墙,一派砖建,式样高低虽不同,但都有越高越好的特点,后沿墙外,挖有壕沟,长年有水,而且很深,由远而望,仿如城墙一般。城东西约三百米,南北亦然。南部与北部只有壕沟洼地,并无砖墙,也没有富人后山墙。城中轴线,主街西门附近,一条胡同通向城南,直到壕沟边,但无桥无路,不能出城。北面一条胡同(即今永乐店中学南门之路)在壕沟边分叉,可向北出城。主街东西,各建一门,有城楼,两扇开启,券洞木门,上有小楼一间,上楼台阶陡而窄。西门外石桥一座,小桥并不宽大,也无雕饰,可西通北京及通州方向。
西门建小型钟鼓楼。城内东南角有奎星楼一座,为清朝道光年间所建,内供朱衣二像,楼高三丈,砖木结构,镂雕门窗,梁柱间绘有彩画。城内原有娘娘花园,娘娘庙。应即是明神宗为其母,慈圣皇太后祈福所建之寺庙:“保国慈孝华严寺”和“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庙”。后经历代拆改,相沿以俗,而称娘娘庙。“李太后以菩萨自居,在京城内外广修寺宇”。在其故乡更多有寺庙之建。
解放后楼扒墙毁,文革期间已荡然无存,砖石制品填入四面壕沟,很多东西至今仍在地下掩埋。
永乐店在清末也曾修筑土城,由州判胡世华劝捐而建,周围六里,有四门吊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北角尚存一小段遗墙,高三米左右,黄土夯筑。民国时期为匪患也筑过土城,在旧城之外,称土围子,并设有藏身洞、枪眼,有门卡关防,今皆无处可寻。镇治东移,旧城残败。新建之公园胜景近在旧城东南,现代豪迈旧貌换新颜,足令永乐古城生辉。
在永乐店,关于神宗之母,李后之父的传说很多,父老仍能一一道来。据光绪版《通州志·逸事》载:“后生时,占星者奏后星现燕分,直帝城东南”。由此演绎出好几个版本的民间传说,神乎其神,此处从略。

北辛店真武庙

北辛店村现属通州区于家务乡。明初建自然村落于古沼泽湖淀之旁,开垦荒地,沼泽退缩以后,土地开垦率提高,来此定居者日渐增多。东南方向入京之人,多有沿湖沼边沿,抄近路而经此地者,便有人在此开设旅店挣钱,天长日久,渐成大路,与南面新店对应,称北新店。避清朝爱新觉罗新字之讳,称北辛店。
真武庙坐落在北辛店村东口,解放前出永乐店西门一望可见。一九四二年重修,村中旧有捐资人姓名碑记。总占地面积一亩左右,临街石质五步台阶,山门内巨大影壁,一进院落,正殿三间,东西长十一米,进深七点五米。东西耳房各两间,用以住人。正殿供奉镇北大神玄武座像,也即真武神君真武大帝。
正殿硬山,筒瓦、大脊、前后有廊,正脊中间砖雕一块,阳面二龙戏珠,阴面双凤衔芝,雕琢技艺很高,龙片凤羽如生欲动。垂脊望兽稳蹲一只麒麟,形似吼水兽,墀头浮雕狮子滚绣球,如意形博风头,勾头纹饰福寿等字,也有菊莲花瓣型,似非一时一地之物。梁、檩、枋、垫板皆有浮雕,共计十五块,刻有花鸟松竹及盘肠古钱等寓意美好吉祥的图案,精美而小巧。
正殿彩绘模糊不清,尚可辩认,似与今人捉迷藏。明间枋上楷书“真武大帝”,殿沿绘云水彩画,木架墙壁皆绘人物鸟雀图,东墙绘真武出生,西墙绘真武修练。前廊东侧绘竹报平安,西绘龙柏梅枝,及尉迟恭与秦琼画像。廊柱高三点零五米。最有趣的是,大梁前端两幅小画,椐现看庙人和村长讲,东为瘦人瘦马,西为胖人胖牛。当初建庙绘画时,村中有名马五和岳五者同时放牧而归,先后到此观看,画者将当时情景,即兴绘在梁上,牛肥大腹,人胖发圆,驴瘦如柴,人瘦剩骨,对照鲜明,其余不知出处。据村中老人言,真武像白脸黑须长发,盘坐石基之上,右手西指,左右童男童女各一名,每逢九月初九,在理之人在此聚会,曾有香火地四十多亩,但无长住僧道。
此庙特殊之处在彩画内容及建筑用料,其庙集宗教、民俗、乡俗、村俗于一身,使人感到亲切,生活气息浓厚;道教庙宇,兼有佛家色彩,九月初九理教聚会(在理者),隐约显示与白莲教及一贯道等有某些联系。其建筑材料,尤其雕刻及砖瓦等物,所示年代不同。或建庙时材料由各处搜集而得,或曾多次翻修重建,笔者认为砖雕形式和技艺,有民间不能为者,疑建庙之时,即有京城之物。
此庙二ОО一年十月,由区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随即重修,目前三间正殿完整,原始特色得以保存,只是彩画已经模糊。

张家湾城

位于通州旧城南门以南十二里,距北京近六十里,现张家湾镇政府所在地。元朝1266万户张瑄运粮至此而得名,在古高丽庄之东,四河交汇之处。白河、富河、浑河、里河相聚,水势环曲,一派水乡泽国地貌。早在唐贞元年(785)以前,便因地势险要,四面原始森林而派兵把守,今天张家湾城内五十米以下之地,尚有木桩。唐时附近除高丽庄外,尚无村郭人烟。
境内有萧太后河,辽占燕京以后改为南京萧氏太后凿此河运粮送兵,往返于延芳古淀,并曾驻跸此地,传今牌楼营村即当年行宫之处,也曾在这里训练水军,攻打北宋。
金建北京为中都,潞河通漕,张家湾附近为练兵水域,此处就已有码头,繁于西面之高丽庄。元朝建都北京,于至元三十年(1293),由郭守敬设计监修通惠河,直达张家湾,因地势原因,此处成为水利枢纽,重要码头,所谓: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是当时写照。明中期通惠河失修,入通入京水路堵塞,此处地位举足轻重,盐米商旅,万国贡赋,内外官绅,皆船经此地,换车入京。并于此设“通济仓”、“竹木局”、“砖料厂”、“盐仓检校批验所”、“张家湾巡检司”,“张家湾宣课司”、“铺递”等。又有“木瓜厂”、“盐场”等,可见其地之重要。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9),顺天府尹刘畿以边警之患,请在张家湾筑城,经工部议准,敕府丞郭汝霖,通判欧阳昱等人监筑。东南紧滨潞河,西北以壕,为门四,各有楼,又设一便门,共五门,水闸三座,城中建屋若干楹。万历三十三年修(1604),四十年(1611)知州杨忠裕修。崇祯四年(1631)又修。清以后虽也曾修葺,但已是杯水车薪,虚应故事而已。自通州石土坝码头建成,漕米粮船直到通州,同时通惠河改道州城以北,张家湾作为码头的地位下降,满族为北方少数民族,发祥于北方,无北面兵患,后来铁路及海运兴起,都是张家城衰败的原因。
明世宗十三年(1534),为保漕运和通州储仓命脉议定建张家湾城,费用由犯官赎身之钱,绅士商民捐献,皇帝所减膳食银两组成。建筑木料取自皇家营建所余所剩,砖瓦由各窑厂运送积压所存,石料取自废残庙零碎所凑。施工人员由通州卫的士卒和商家出钱所雇之人组成,因边警之需而急就,在巡按御史董尧封及王用祯等人的督催之下,二个月建成竣工。大学士徐阶撰《张家湾城记》。
城随河岸地势而建,基本呈刀字型,周围九百零五丈,厚一丈一尺,高二丈一尺,内外瓷砖,中夯实土,设守备一员,率军五百人守城。东城墙筑在河边,陡然而立,南北一条直线,但高低不齐,因此城南北长,东西南部宽,西墙短直,东墙甩弯,南墙略宽,北墙稍窄,形成了不规则的刀字形状。五门依码头所需而建,并不对称,南墙出门过桥便是热闹的市场,且有人市,冯魁卖妻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西墙紧临码头,北部低洼并将萧太后河与护城河相通。西门设在进京大路的码头之前,北墙又与通惠故道相连。三条路通往北京:一条北向经通州到朝阳门,一条向西入东便门,一条往西南进广渠门,为运盐道。铁牛寺门正对大路。东墙随河折转,南部即是大运河,北门通皇木厂,南便门通盐厂和江米厂,四门歇山顶城楼,东与南两面三处水关;用以排泄城中积水。但城北部略洼,城墙略矮,也最先倾废,今东面城墙仍然屹立,远看颇觉雄壮。城砖印刻有诸如成化年制,临清造之类,可见明时建城确属七拼八凑,不得不建。
明清两代,张家湾城地位非同小可,于明不次于居庸关、山海关;于清不逊于右弼良乡。异常繁华,有先有张家湾,后有通州城之说,九缸十八窖金银之藏。城内商号林立:天圣斋、天成楼、天顺当局、曹雪芹家当铺,二友轩、庆和成、济生堂、永元号等等,近于百家。河深墙高,柳绿桃红,码头繁忙,水波荡漾,游人如织。一代宗师李卓吾多次往返张家湾,并有张家湾接人之作:“以报船抵张家湾”。许天锡《晓发张家湾》诗:

黄鹂啼歇晓阴开,
两岸重杨荫绿苔。
叶底轻花看不见,
暖风吹入短篷来。

明人曹代萧诗:

潞水东湾四十程,
烟光无数紫云生。
王孙驰马城边过,
笑指红楼听玉筝。

潞水、烟光、紫云、王孙、驰马、城边、红楼、玉筝,勾勒了好一幅繁华画卷。
近闻张家湾城准备重建,开发旅游资源,实是今人一大幸事,能再见当年水城古色,实吾辈今生一大快事。

铁锚寺

张家湾城北门外,河西岸一块平地上,七百年前,在此建有一座寺庙,很有名气,这是郭守敬凿通通惠河以后的事。当时称“五行寺”明朝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修。寺内供奉的不是佛道神仙之像,而是一头铁铸犍牛,世俗称其为“铁牛寺”但久以倾废。
唐代前后,将铁牛看做镇水之神,放置在河边堤岸,吓唬水妖,后有建铁牛祠者,供人祭拜。唐末封“顺正庙”。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曾亲到陕州拜祭,并有《铁牛诗》为记。
元朝建都北京,粮米仰给东南,漕粮之运乃朝廷大事。雨季,洪水波涛中,军士、漕丁、役夫迷信铁牛镇水,便选在通惠河与潞河交汇处,建“五行寺”,铸铁牛而拜之,请求镇压水患,保佑船只船夫。
明代成化年间,通州城里,重修燃灯佛舍利塔时,有不少传言:通州城船形,漂浮在汪洋大海之中,北街鼓楼是船仓,燃灯古塔是桅杆,张家湾北面通惠河即今玉带河西段是缆绳,河边的铁牛寺就是稳船的大铁锚,因此,水无论有多大,通州城也不可能翻船,稳稳地泊在海面上,通州百姓以此得到永久安生。于是,人们觉得供奉铁牛还不如供奉铁锚呢!经过往行人和游方僧道等提议,将铁牛抬出熔化,铸一只巨型铁锚,改铸好以后供奉于寺。在全国的寺庙建筑及供奉史上,并不多见。
铁锚寺坐西朝东,面对通惠旧河,一进院落,山门三间,硬山筒瓦箍头脊,正殿三间,硬山筒瓦调大脊,内供巨大铁锚,高一米八左右,重约一吨,别无神像,只有八仙过海一幅壁画,过往官船客船,漕船商旅行至寺前,无不恭拜铁锚,祈祷一路平安或感谢一路顺风。
今寺与锚均已不见,令人徒然遐想。

土 桥

在今张家湾村北,通惠河故道之上。
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通惠河由郭守敬主持督挖峻工,由西山经北京城流经通州八里桥,沿五里店、果园、九棵树、车里坟、东小马庄一线,东南流向今土桥村南,转向张家湾与皇木厂之间入潞河,做为漕河从此才够宽够深而利行船。通惠河建有二十四座闸,最后两道广利上闸和广利下闸都在张家湾界内。借闸蓄水通航,其上闸就在土桥村西偏南,现在的水沟之地。曾堆有许多嵌锭槽花岗岩方石,一九九二年就地掩埋。这些所剩石料,便是元代改木闸为石闸的材料。明巡仓御史吴仲将通惠河调直后,由八里桥直入运河,原南部旧河废而无用。
元代通惠河繁忙之时,南北大运河北端码头张家湾,运物及漕务为重要,尤其通惠河水量不足之时更加繁重,南方漕米,北方贡物由此下船,再陆运北京和通州。于是,在通惠河咽喉必经之地,修木桥以供通行。初名广利桥,因地近广利闸而得名。桥面灰土填垫夯实,因日夜车马人流不停,桥面旱时为土,雨时为泥,故俗称土桥,相沿至今,也即今土桥村之由来。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3)因蒙元残余之患而建张家湾城,从此木桥更不堪重负。沿至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天津人王凤重修。桥南北方向,跨元代通惠旧河之上,独券平面,长十一米,宽五米,侧设石栏、望柱,栏板浮雕几何纹,栏端戗以如意,撞券石、斧刃石,金钢墙加雁翅,由花岗岩条石砌成。东北向雁翅壁上嵌石刻一块,记乾隆间重修经过。东南向雁翅嵌一块大石雕镇水兽,应为明代遗物,艾叶青石材料,长一米五,宽八十厘米,卧伏昂首,扭头怒视,大角犀利,鳞片遍体,长尾回蜷,乃龙子之一,生性好水好饮,常用为镇水之兽,置于桥下,护桥镇水,保佑商民、官宦、贩夫走足通行。
由于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此地被道士看中,为得过往香火之资,便在桥南建三官庙一座,是明神宗万历年间,太监奏请慈圣李太后捐内帑所建,即方便行人祈祷,又为太后求福。庙内植牡丹数百株及各种花木,花开季节,闻名者路过者真把此地当成了洛阳,曹州,颇有盛名。
清嘉庆七年(1802)以后,张家湾附近河塘收缩,运河被淤水浅,码头没落渐小,只有盐商停驳。随着海运与铁路的兴起,土桥渐被遗望废弃。解放后尚存石桥雁翅残段,镇水兽埋入土中多半,而今已找不到昔日全桥,只剩民间夸谈,故老回忆。

广福寺

寺在张家湾西门原张家湾小学校内,称“广福”实际是元朝所建高丽寺。元时此地森林茂密,河湖港汊遍布,芦苇丛生,没有多少村庄人烟,风貌原始,是好静僧道选择建设禅林的理想之地,近水有田,便于生活,西有唐时高丽庄(今大高力庄)化缘布施,僧人以村名寺。
明正统四年(1439)英宗敕命重修,以广福德,故赐名“广福寺”。清顺治间(1645至1661
州人张云祥修缮。寺坐北朝南,三进院落,正殿大雄宝殿五间,明间儿后面,两金柱之间,供奉大型铁铸释迦牟尼像,西山站像十八罗汉,也为铁铸,很是少见,足见当时财力之雄。庙处运河岸边,靠近码头,因此而声名远播,香火极盛。
明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副将常遇春率大军北伐讨元,因当时南方汉人被元朝定为第四等人,所过之处,凡蒙古人坟墓及蒙古人所建寺庙统统捣毁,广福寺铁佛在劫难逃,被拉倒弃置于水塘之中。直到正统朝香火才重盛起来。
在张家湾附近历代相传中,九缸十八窖之藏,应即包括广福寺铁佛,(可惜,解放初期被挖出砸烂,卖了废铁,)后经重修,立泥塑释迦牟尼像,以远不如高丽寺时期铁佛,但总算香火未绝。每年四月佛祖生日,热闹非常。曹雪芹家当铺距此寺不远,广福寺斜对面,曾有一小花园,有砖井。花匠在此栽种各种花木。此花园即在曹家染房后面。
古寺无存,原貌难揽,令人叹息。

佑民观

光绪版《通州志》载:“在张家湾,即天妃庙,旧名里二泗”。今属张家湾镇。里二泗由来较久,是通州南部最早有人烟聚落地之一,上可追溯到公元前的战国时期,有两千多年历史。村南三大坟冢,是汉朝砖墓之式,传为循良三冢。旧传村名李二寺并有动人传说,神乎其神。其实里二泗因元代的白河、榆河、浑河、通惠河四水,在张家湾东汇合后,流向漷县境内,张家湾至漷县段当时称泗河,四字加三点水即是此意。白河在张家湾附近,分成里外两股,里二泗正处里股泗河岸边,且水量比外泗河小,位居第二,又因河岸早有观庙,因此得名里二泗。
佑民观即在村西,运河南岸,为道家观院,俗名也称天妃庙,是圣母娘娘道场。明清两朝是名符其实的京东道家第一福地,最大观场。
明嘉靖十四年(1535)道长周从善奏请赐观额曰:“佑民观”沿称至今,但民俗仍称里儿泗庙。观占高地十余亩,坐南朝北,观前即运漕之大运河,观内祭奉金花圣母铜像,俗称娘娘庙。明万历十年,漕运总督汤世隆为佑漕运,奏请神宗生母、永乐店人,慈圣太后李氏重修,李太后向慕金花圣母之神,此观又在其家乡运河岸边,多有捐资布施。崇祯八年(1635)仓场侍郎程注,管河御史禹好善合力重修。清顺治皇帝于顺治八年(1651)慕名而来,亲到观中上香求子,赏银五百两,又经通州绅士田文孝募捐三百两,用以修缮和香火之资,后经乾隆、光绪、民国等多次维修补建。
佑民观四进院落,东边两进跨院。临河四柱三楼式牌楼一座,悬山筒瓦调大脊,五昂斗拱,丁头雀替,颇显壮观,集砖塑、石雕、木刻于一体,精致典雅,与河水辉映。正南一额:“赐佑民观”,北面一匾:“保障漕河”。金光耀眼,丽日生辉。山门三间,硬山筒瓦调大脊,关帝殿三间,罗汉殿五间,勾连搭二券,金花圣母殿五间及玉皇阁五间。殿脊吻兽精致,细刻精雕。每重殿各有配殿三间,供奉药王孙思邈,白面灵官达摩,文王后妃及眼光娘娘泥塑伸像。各殿之间有廊相通,整个建筑结构一体紧凑,殿头硬山、悬山、歇山皆有,苏式彩画,旋子彩画,和玺彩画,佛道故事,重彩工笔,三交六碗隔扇,八角套方棂窗,泥塑像栩栩如生,工艺精美。
院内翠柏苍松,虬枝古槐,绿荫之下,十余块玉雕石琢,方座螭首碑记,镌刻真、行、隶、篆各体铭文。铜钟浑厚肃穆,三尺宽阔平口铁磬,敲之余音袅袅,殿内殿外香飘四野。
金花圣母为合二为一之神,一为天上之神,一为地下鬼神,一在水中救难,一在人间助产。天妃金花圣母本为福建沿海渔民之女,因父死海中,苦苦寻救,在海中寻父尸三日,终携父尸而回,时人称孝女,后坐化而去,乡人修庙供奉,求之灵验,此女即妈祖林默娘。(另一金花夫人为广东人所祀,为助产之神)其封诰由“灵惠昭应夫人”而“护国明著天妃”进“弘仁普济皇后”再进封“天上圣母”。初在沿海水域,后在河湖地带奉祀,又随京杭大运河北上,在里二泗佑民观坐享供奉。娘娘庙为水神之庙,佑民观所奉属属北京首例,京中无二,加上送子娘娘之说,使此观远近闻名,声震华北,也就不足为奇,正是香烟鼎盛,数百年繁华一点不假。
每年正月十五至三十为庙会日期,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土产百货、彩台弦唱,南北八会争强斗胜,余兴不尽,农历五月初一另开一次。
清末民初,佑民观有道士十余名,庙产十多倾,大车、骡马、雇工一应俱全,并建有分观(如潞应观,属今张家湾镇北大化村),生活富足,以成宗教地主。民国以后,国家多事,道士人格亦趋卑劣,吃喝嫖赌抽大烟,财产耗尽,日渐衰落。解放后,破除四旧,打击封建迷信,庙毁物亡,剩古槐一株在时间的风雨中见证历史的繁华。
关于佑民观,有不同版本的各种神话传说,至今仍在口头相传,现彩撷二段以 读者。据说开始建庙那天子夜,家家户户都睡了觉,鸡不叫狗不咬的时辰,附近村子的很多人都被吵醒,路上车马喧腾,人们扒着门缝儿往外看,一车一车的砖瓦木料,缕缕行行不知什么人,都往里二泗走,足足闹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听说这一宿的功夫,里二泗庙盖完了,是神仙给盖的。另据传说,民国时周围几十里地以内的人,都来里二泗庙求药,有求必应,药到病除,心应则灵。一传十,十传百,北京某位督军因儿子有病,也被老婆逼着来此求药,当他风尘仆仆地准备下跪时,从庙梁上掉下一个大刺猥,以经死了,督军掉头而去。有人说刺猥受不了督军那么大香火,有人说是故意玩儿坏,不定谁把死刺猥事前放在梁上的,正好儿那时掉了下来。据说,从此以后,不但没人再来求药,里仁泗庙也越来越不景气了。

通运桥

在今张家湾旧城南门外,也称萧太后桥,旧时称板桥。公元一ОО五年至一ОО八年,即辽代统合年间,熙宗之母萧太后,由燕京(今北京)凿河至此,运兵运粮,称运粮河,也称萧太后河。有铜帮铁底运粮河的说法。河成之后,在河南北跨水搭架木板桥,故有板桥之称。后塌垮损坏,再搭再塌。
此桥也当水陆要冲,是去往通州和北京朝阳门方向的必经之地,人来车往,风吹雨淋,木桥不堪重负,常修常坏,时断交通。此桥在明万历以前始终是木桥,蒋一葵在其所著《长安客话》中,仍称此桥为板桥。
明万历三十年(1602),内监张华奏请改建石桥,并建福德庙与文昌祠镇之。因万历帝生母李太后是通州人,且“李太后更以菩萨自居,在京城广修寺宇”。此庙是建在她的家乡,兼之修桥乃是件大功德,不但得到很快批准,修庙之资太后捐了大半。万历三十一年动工,由陈进儒监造,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竣工桥成。桥北城楼肆市,桥南人家烟火,船行桥下,人走桥上,无异江南水乡,正所谓“回首凤城春色好,莺声啼碎碧桃花”之处。
桥长十三丈,宽三丈,横跨萧太后河。三券平面,金钢墙撞券石,坚硬的花岗岩石制雁翅。石灰石顺铺桥面,整个桥面中间略高。两侧青石板护栏,雕刻神肖。东西各十八根望柱,上雕须弥座,痤是中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圆形狮子,大狮子脚踏绣球,雄性,有小狮子在身边戏耍,活灵活现的母狮子神态平和安祥而端庄。两边各十九块雕刻栏板,每块都是一个海棠池,并雕有宝瓶荷叶,线刻叶脉,各不相同,尤其宝瓶华丽精润,美观大方,如玉如新,想来必是当年皇家建筑所用之物,所用之人匠。桥下中孔南帮,最下部正中部位,有万历三十三年,石刻石一块,长方形,贴在拱壁水下,旱时或冬日可见。
桥北西侧原有庙宇,尚存汉白玉碑两通,螭首方座、高一丈五尺左右,西为“敕建通运桥碑记”,文曰:“城南门外,通运河,南接西山诸水,北通蓟密等河,其水横亘,以木板构桥,车舆驮载,不堪其重“之类记述。东有“敕建通运桥福德殿碑记,明建极殿大学士叶向高撰文。中有“京师之路,西则芦沟,东则潞湾”等语。笔者一九ОО年,在张家湾粮库曾见到此碑,巳半埋院内地下,后不知两碑去向,而今城墙已修,庙宇无存,所幸者,通运桥于2002年由政府重修,作为古张家湾城的重要部分,屹立在原处。

天主教堂

位于今潞城镇贾后疃村,通州城东偏南三十里,为通州乃至京东最大天主教堂,上属于意大利罗马教庭,在北京教区之内,历史悠久,有教民数千曾经超过万人。
清顺治年间,村人贾半仙在北京顺治门一带谋生,生活艰难,后在宣武教堂洗礼,入天主教,奉命回乡传教,其人有半仙之称,因此信教者渐多。二十年后,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主教樊国良(法国人)先后派王、李、邹等神甫到村中及通州城内外传教。一八七三年先后在贾后疃,牛牧屯,通州西门外建天主教堂,并在通州设立教区,管辖良乡、房山、长辛店、琉璃河、顺义、宝坻、香河等地传教、建堂事宜。
一八七三年王神甫在贾后疃监工兴建天主教堂,俗称堂口,为罗马式建筑形式,可容纳六百多人同时礼拜,院落南向,神甫宿舍为砖券,前廊合瓦券棚顶,墙嵌木制门窗,棂苇帘灰顶。前有洋槐两株。西部教堂面向东,纵深约三十米,东西十多米,高十四米,门上部顶端高立十字架,面檐砌有连弧砖券。
一九ОО年夏,义和团被清廷招抚,以扶清灭洋为坛会宗旨,很快攻下并焚毁所有教堂,惟贾后疃因经营多年,村外四面参天大树环绕,掩护着村边树下的黄土城墙,“围墙高约一丈,墙内外各一壕,宽与深七八尺不等,城内树木亦多”八国联军以此为据点固守,另有数千教徒携带武器逃入疃内,“已聚有数千人之多”,通州及河北义和团集结一万多人攻村,猛攻两个月,没能得手,伤亡惨重。清仓场侍郎长萃,“当即传集地方文武,密切筹商”,动员所有力量支援义和团。并于七月九日上奏皇帝,请求拨发“后堂开花克鹿十炮八尊,格愣快炮四尊,洋枪八百条,多配子药,以备操防”。七月十八日,所需军械,如数拨发通州。于七月二十一日,再次发动攻击,只一炮便击落楼顶十字架,因城墙坚固,转轰围墙,终因炮力有限,阵亡二十名哨勇,伤亡三十余名义和团民,退了下来。
第二天,长萃再临现场督战,“激励各团,晓以历害”。七月三十日,兵勇专攻北面,摧毁部分工事和房屋,几近得手,但因总哨刘文海中弹阵亡,兵勇再伤二十余人,不得不退出战斗,战事由清廷失败,义和团被镇压而结束。
西什库教堂派李神甫整治战后创伤,并在附近传教,后另派董神甫(荷兰人)、王玛窦,一九二七年以后由王公覆,王汝楫、孟焕禹等人继任神甫。这段时间,贾后疃所属堂区有:谭台、卜落垡、榆林庄、八百户、豆各庄、城子等二十多个村庄,远大于牛坊和牛牧屯堂区。
一九五八年,教堂改为小学校,一九七三年拆除,一九八六年经公私合资重建教堂,四月十八日动工,十二月七日完成,新堂有四百多个座位,设施齐全,样式壮观,十二月八日,在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主持下,举行开堂典礼仪式。目前教堂举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邢家大院

老年人常讲:南大化毕,北大化禹,台湖杨,田府吕,归了包堆,不如马桥一个破箩底(张姓,据说粘箩起家)。其实民国时期,以上这些所有地主,也就是有钱的大家主,都不如梨园镇大稿村邢家。
清末民初之季,大稿村邢四瞎子,到东北深山淘金,运气很好,多得狗头金块之类,因此致富归乡,在村中建此大院。占地十多亩,大瓦房十多间,其规模档次,都非城内外平房建筑可比,属于大地主,庄园式建筑群。
砖砌围墙高大,巨型红门临街,正所谓:朱门酒肉臭的架式。进门一条大道,两侧均有院落,东边并列两所四合院,四到底式。三进南向,连而隔墙,大小样式一丝不差。倒座房五间,东稍儿间建门楼,硬山搁瓦清水脊。两端砌雕花鸟盘子,汉白玉墀头,砖雕精致。彻上明造,对扇大门,木厚而坚。鼓肚狮首门枕石,方砖地面,两步石台阶,砖砌台基,其宅四间,步步紧上下合窗,其它地方与门楼基本相同。
一进正房五间,二进正房五间,前低后高,东西配房各三间,前出有廊且相通联,地基与门楼相同。第三进正房与倒座房一样,院落小一些。西边一进四合院,形制与东边一进院同。今剩东西二院,东面第三进院以被火焚。
此种不犯佛道皇家之禁的建筑,纯属民间最高等级,无一丝一毫僭越之处,一看便知,是个封闭的土财主家庭,开门让人看自己喝粥,关起门来再吃炖肉。是不可多得的民建典型。

召里观音寺

光绪版《通州志》载:一在召里店……今为潞城镇辖地,名召里村,西距通州城六公里,隔大运河遥遥相望。明代曾于此设烟墩铺递,由通州卫管辖。
观音寺位于村西路北,如今已偏中。明弘治年间建,清朝重修。州城内外观音寺虽不少,惟有召里观音寺享名远近,乃至京城,并有时代特色。反映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与铸造技术。
寺二进院落,坐北朝南,迎面山门三间。硬山调大脊,筒瓦顶,大式做法,七檩,彻上明造。大雄宝殿三间,悬山、筒瓦顶、五花儿山,大式做法。观音殿一间,八角攒尖带宝瓶,砖雕斗拱,一斗三升交麻叶,内为砖券圆顶。观音殿内铜佛,为明时所造,有代表性。观音殿内,铜制千手观音须弥座。大雄宝殿泥塑三士像和十八罗汉。另供挂影泥塑关羽像,左右周仓、关平,高大端肃,威武雄壮。
院内前方,立明代弘治年间碑记一通,螭首方跌,属于常见种类。只是布局小巧,内容丰富,比较精致。相传:本村原无此庙,忽然一夜大风,早晨旭日东升,村人起来一看,村西多了一座观音庙,都觉神异,崇祀无不虔诚。
召里观音寺极盛时,名扬京通一带。每逢庙会,人山人海,不少京中人士,来此上香祈福,购买土产。各种花会杂耍无不相聚于此,庙会成为一大景观。
文革期间,千手观音像运往北京,不久观音寺便被折毁,小巧古建,今人未能见到。笔者二ОО三年元月到此村采访,恰逢古寺正在筹备重修,不知千手观音能否运回,使今人得见古人之遗物。

马桥城与弘仁桥

隋朝“永济渠最后一段,利用桑乾水,当时流经蓟城郊(今北京城南凉水河),这是当时永济渠可以利用桑乾水而直达蓟城的原因”。今通州区马驹桥镇,恰控古永济渠咽喉,由此向西,河水较浅,地势渐高,难行大型船只。马驹桥距通州西南三十里,西北距永定门四十里。
因历史变迁,此地辽、金时名马驹里,北滨凉水河(即浑河)、先建有木桥,名压浑桥,西与明清两朝狩猎之地、南海子(现称海子里村相邻。故马驹桥为通州边镇。桥即建在古称桑乾或浑河水上,是京东南人士及商旅入京近路,必经之地,与通州城,张家湾城共同组成北京东南水陆要冲,防御重地,通都要路。过往人多驮杂,后渐以马驹桥称其村,原村名反被人遗忘。桥在镇北,凉水河南堤与狩猎城圈相连之处。明朝为九孔大石桥,赐名曰:“弘仁”。长二十五丈,为洞九,大学士李贤撰碑记。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发帑重修,并有御制诗文,但桥以改为七孔,南北长七十米,宽七米。侧设石栏杆,有十八对莲花望柱头,十九副雕纹栏板,条石铺面,方石纵砌。分水石犁耕碧水,斧刃石仰望蓝天。纵砌雁翅,浪迹斑斑,车水马龙,渔桥下舟轻荡,燕雀环飞,金鲤跳跃,异常热闹。
桥南建亭两座,歇山重檐,琉璃瓦顶,大吻,垂兽、戗兽、小兽,勾搭龙纹,重昂头拱,井口天花,和玺彩画,四周出廊。艾叶青石碑二通,高约一米,碑上首,雕海水四兽,二个连续二龙戏珠,碑上乾隆御笔,满汉文兼而有之。东为“重修马驹桥记”,乾隆三十七年所立。西面为“重修碧霞元君庙记”。
碧霞元君庙即在亭前坡上。据传宋真宗封禅泰山归来,于池中洗手,忽见玉女出水而浴,命建祠安奉,号圣帝之女,因东方木位,其色为碧,且东方为震位主生,有如元君,故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北京地区所奉者为“泰山顶上天仙圣母”。旧有五顶,马驹桥因居京城东南,故称南顶,又比草桥所建兴盛,又称大南顶。每年四月十八元君诞辰,四月十五庙会。
碧霞元君庙北向三进,西近河,东临道,明成化年间所建,清乾隆时重修。玉皇阁五间:“崇殿杰阁,自门达庑,每逢庙会,附近百十村庄,京中男女人士皆来此上香,南来北拥,络绎不绝于道。张旗鸣鼓,吹演弹唱,街中列市,商贾云集,大开利市,大发其财:“龙凤旌翻翠羽盖,山河影动赤鹴袍”。信也夫!足可想见庙祭庙会繁华盛景。
桥西二百米,一道土墙顺河堤南下,直到凤港河 沟,逶西不远皆围土墙,圈而内即明清两朝狩猎场所。土城南北长,东西短,大致在今马驹桥镇小白村以西,大兴区海子里村一带,也就是民间旧称:四十里地旱海之地。墙由灰土砖砌成,三分灰,七分土,每块长七十厘米,宽三十厘米,厚二十厘米,异常坚硬,经久不坏。据说土城墙砖之土,都取自海子里村附近,因其地质粘重,两合土中,沙土少黑土多,耐压耐磨,细密瓷实。土城南北近二十里,东西较短,今以不可确考。墙高四至五米,顶宽四米。墙堤交接之处,有五券石桥一座,一半在墙内,一半在墙外,外墙桥边有石栏,俗称其为“半边桥”。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入海子狩猎,只走此桥而不与墙东村庄相涉,堤桥墙桥各为一半,在建筑史上是一特例。
清以后尤其到民国时期,马驹桥左右人烟渐密,兼之来往过桥者日众,遂成京南大镇。土城围墙因清亡而没落衰败。民国以后,土砖渐被居民拆走,建房或建畜圈。今天所有这些古迹,荡然无存,令人叹惜。只在民间故老嘴里留下段段传说。故老相传,清末某太监看重马驹桥土城以里之地,借自家权势,把家乡人移此居住,多为河间府人,至今不与本地口音相同。
拱桥在一九六零年拆改为水泥桥,并设水闸,一九七零年,拆除碑亭,半边桥以成公路,庙宇不见旧貌。但马驹桥的繁荣以非昔日可比。

定光佛舍利塔

在今台湖镇次渠村偏西,旧名“法华寺”,元大德元年(1279)建,明正统五年(1400)赐名“宝光禅寺”。
寺南向,二进,山门内,砖砌拔券钟楼一座,内悬一口铜钟,古朴端庄,高一米七,口直径一米一,两只蒲牢相背为钮,张口欲鸣,鳞片规整,层次有序,爪与趾坚定,望之有雄壮之感,示人以力量,肩圆,排列三孔相同,钟身饰以几何状纹与弦状纹,布局富有美感,铭文曰“大明景泰”四字,连弧口处稍侈,婉缓均匀,钟响之声,闻之数里以外,音质雄浑,余声悠长。
正殿之后,砖砌宝塔一座,耸立于四周乡村之中,名“定光佛舍利宝塔”。高三十余米,围四十米,正方形须弥座,座上贴有砖雕。当时已有多处剥离或掉落,正南两角,立有螭首方趺碑记各一,均高二米五,宽一米一,右碑篆刻“敕赐宝光禅寺”,其铭文记载“京东城南次渠村,旧有梵刹浮图,历年深远“等语,多歌功颂德之词。因年久失修,皇帝敕赐帑银,以助化缘重修,赐以刹名,集资容易。此碑立于明正统五年(1440)。左碑额篆“大明敕赐宝光禅寺刺血写经题名记”。正统十四年(1449)所立,座上砌以双叠巨大复瓣仰莲,覆钵如真,下大上小,上面宝匣则由下往上渐大,属于丰肩速收形状。再上塔颈,先缩进,后展出,似座,塔额嵌于南面当中,再上为相轮十三天,锥形高耸,曲线而升、顶端铜铸流苏,宝盖宝瓶,大而精。
次渠地处北京东南,距广渠门不到二十里(直线距离)有明一代、国势不强,却把精力和财力,用于诌佛媚塔,祈求佛祖保佑,故京中内外,寺塔观庙,御赐匾额、楹联诗名及由内帑资修者很多。此塔地处京城东南,四面皆为低矮村落,远远望见,雄壮高大,由东南方向到此之人,真疑塔在九天而京城已近。洪亮的钟声震人心魄,令人折服而虔诚,故有许多民间传说。
笔者幼时即听父老言:次渠塔不知怎么就裂了一道大缝儿,开裂在塔的上部,没人爬得上去修补。后来一个锔盆锔碗的人每天来次渠村吆喝生意:“锔盆锔碗锔大缸!”天天如此,就这么一句话。给他碗他不锔,给他盆他不干,给他缸他嫌小,后来又改喊:“锔大件儿活儿,锔大件儿活!”村人生气地说他:“塔大,你把那缝儿锔上得了。”第二天,塔缝儿处果然钉上了大把锔。此故事代代传说,经口头加工版本若干。据说那锔塔之人,就是神仙鲁班。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通州南部地区受到的波及最大。塔倒而废,宝匣内出有铜镜五块,按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放置,另有铜志,铜马等物。经书一部,十分珍贵。经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清理后,运往北京。现存铜钟一口,其它踪迹皆无。

崇觉寺塔

崇觉寺与崇觉寺塔,位于马驹桥镇镇北,古浑河今凉水河南岸不远处,距宏仁桥很近,建筑年代较早,约始建于金代中期,明清两朝都曾重修扩建,增置庙产,因地处京东南入京要道宏仁桥边,一度香火兴盛,为马驹桥一带一大景观。
崇觉寺占地面积一亩左右,迎面山门五步台阶,东西各有角山门,三进院落,砖砌围墙,硬山筒瓦调大脊,大式作法,寿字椽头,正殿供关帝圣君也即老爷庙,殿称老爷殿,后渐为佛道混奉庙宇,庙中所奉关羽神像巨大,为木制,关羽黑髯戎装,左右关平、周仓、牵马抬枪,威风凛凛。求香祈福之人不敢仰视。
院内旧有铁铸香炉一尊,高一米七左右,可谓巨型香炉;另有铁钟一口,总重一千多斤;钟下口径一米五左右,敲之声音洪亮,音质雄浑,低昂有错,音量悠远绵长,当时极负盛名。
崇觉寺塔位于崇觉寺东北角不远处,圆形方座,条石地基,下面砖砌莲花,中间大肚突出,高度在10米上下,塔罩尖形。地下为灰土夯筑,塔下埋有明代天真大和尚真身舍利。原有碑文两通,一为重修崇觉寺碑,白石所制,方首方座,高39厘米、宽15厘米,浮雕祥云,内刻楷书:“福缘喜庆”四字,阴面刻“流芳百世”赞词。二为重觉寺经幢:汉白玉制,八角直柱,大小面相间,高76厘米,面径46厘米,首面纵刻楷书铭文,首题“通州潞县马驹里□□□□本州都纲大塔铭”,乃当院沙门即空撰写并书于碑上,另一面为线刻莲花,其余皆为梵文。
崇觉寺在民国新生活运动时期,改为小学校,同时为在理之人活动场所,从此香火断绝,关帝神像被割去双臂,搬出大殿,移往西南之小关帝庙,此后门窗皆改新式,庙产亦渐被民人占用。到解放前夕以面目全非,不再有庙宇功能。一九六О年,山门,正殿、前殿、东西配殿,以及后殿的东西配殿,均被拆改它用。一九八九年,学校迁出后,后殿亦被拆毁。现仅存刺槐两株,余皆无处可寻。
崇觉寺曾盛极一时,尤其明清两代,兼之此寺与塔地处入京要道、宏仁桥边,数百年香火繁盛,供奉不断,在京东南一带颇有名气。

关帝庙强和尚塔

隋修大运河,最北一段,由今通州区台湖镇高古庄村西北向当时涿州,即今北京南城。当时,此条水道即借用浑河之水(即凉水河),地近今台湖镇新河村处。元中后期,沿京城广渠门左安门一带,东南经董村等地至凉水河,曾开挖一条新河,以利漕运,后人烟渐聚,明以后大量移民,成为村落,几百年相沿,至今村名仍以新河称之,村紧傍凉水河大堤,新河汇入凉水河处。
新河村旧有关帝庙为明建,当初规模并不大,“前顶马,后顶骡,中间佛爷坐轿车”,名闻京内外,富甲几百里的大型关帝庙,乃是清中叶以后的事,
关帝庙位于村北稍西处,民间俗称为子孙庙,也即不靠佛事和化缘乞讨为生活来源,庙中有当家掌院之人,管理徒子徒孙和巨大庙产,平常亦不念经打坐,神像只是摆设,一群异姓佛徒,关起门来过世俗的日子,与世俗的区别,只是俗人多一身袈裟而已。
新河关帝庙分一、二、三、四号房院,皆四进院落,各房院之间即有独门出入,内部又有穿廊相通,雨雪风天来往其间,不见天日。总共四院落加围墙,共占地面积约二十多亩,建筑皆在高大月台之上,只在二号院中殿供奉关羽神像,虚应故事。四号房院建筑皆青砖筒瓦,硬山,地基铺条石。一号院建筑最早,为停灵办丧时所用;二号院是当家掌门人及徒子徒孙休息之所;三号院住工头杂役人等;四号院是大车院,住车把式,圈车马骡驴所用。四面院墙内外,松杨柏等巨树成林,高大茂密,围绕着五米多高砖墙。院内果木树应有尽有,百果飘香,每到收获季节,果品如山。
寺内原有小型砖塔三座,砖建而低矮,估为贫穷时僧人之墓,没什么特殊。强和塔在北围墙之外,汉白玉石制,此即咸丰年间所修之石塔,塔高七至八米,汉白玉石砌基座,基上围拢以汉白玉栏杆,下设汉白玉供桌;右刻“咸丰乙卯年孟秋月乙卯日敬立宝塔”。左刻“孝徒真海、真隆、真源修建”。塔腹砖砌,收缩渐上,圆形塔盆,石制塔罩,塔下一缸,传为储油所用。此塔所有石料、尤其石工技术,精美绝伦,胜过皇家制式,刀法细腻柔缓,线条工整圆润,美仑美奂。
新河关帝庙庙主,实为集农工商一体的宗教地主兼资本家,庙产之丰,难以想象,其广有土地:远至河北省永清县、霸州市,东到香河、宝坻,田地若干,各处均有场院专门收租。庙中常有雇工一百多人,并有农林牧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马驹桥(今粮库所在地)等处,设有烧锅造酒,在通州城、廊房、青店、张家湾、采育、黄村等地,有钱庄放贷以及旅馆、饭店。在北京廊房二条东口,有“天增楼”珠宝店,东市口布巷子有绸缎庄。常年有几辆马车走私贩运。据说当初发家时的掌门人有点文化水平,酷好经商做生意,且与京城官吏来往密切。关帝庙的几辆轿车,在京城广渠门内外及方圆几百里内一看便知,有钱有势,曾由京城请谭小培、谭鑫培来庙中大演堂会。每年春季施粥数日,由五谷杂粮及各种干果精熬而成,其所施窝头重达七八斤重。
解放前夕,石塔被炸,庙中仅剩两名和尚,由于吃喝嫖赌而日渐没落。解放后除四旧,关帝庙产,由附近七个村划界平分,也即七村扒一庙,所得砖瓦木料财产,各村运回,另做它用,可见庙产之多,房院之大。

城砖及注印

凡北京建筑用砖,皆由运河沿线的山东及江渐苏州一带烧制,然后沿运河北运通州,下船进场。因只能运到京通各仓而得名京砖,墁地方砖又称金砖。“每漕舫搭砖四十块,民舟半之”。通州存砖厂在北门外,每年临清州附漕船解运交厂,通永道负责掌管,工部用时则征用之。《日下旧闻考》
现今通州城及张家湾古城内。仍随处可见明清砖瓦遗存,尤以张家湾居多,其古城墙上下比比皆是,以明砖为主。砖长四厘米至四十八厘米不等,宽二十一厘米至二十三厘米左右,厚十至十二厘米。砖侧面多有凹印,皆为长方形,印有十七厘米长,九厘米宽者,也有十六厘米长,三厘米宽者。所刻款字不一,如“成化×年直隶苏州府嘉定州造”、“嘉靖三十八年监户造”、“嘉靖三十八年窑户耿某造”、“成化二年临清造”等等。
城砖历经几百年风雨,至今光润似墨,摸着砖或踏上脚,不滑不涩,细看,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拿起一块敲打,仍有金石之声。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曾讲到了砖的制做过程:用料“粘而不散,散而不沙者为上”。之后“吸水滋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此叫练泥,脱成砖坯以后阴十,然后入窑烧制。凡注印有名姓者,工整规则字迹有序者,大多质量上乘,估为官窑或大窑所烧制,每年有一定上贡数量,砖质熟而透,色如墨玉,断无杂色,至今令人羡慕。
通州历代所遗城砖方砖数量巨大,加之运输及堆积所剩,足可建一座古京砖博物馆。

会 馆

自运河通漕以来,朝庭粮秣贡赋,尤其东南富庶之地的贡米军粮,都由各省当地装船,沿运河水路,运到通州土、石二坝码头,绵延几千里。在通州上岸后,或转运北京,或就近入通仓。明清两朝在通州设有巡仓御史或者仓场侍郎,负责验质收兑。漕船漕丁来遥远,在通州人地生殊,船到以后难免受到刁难与拖延,甚至舞弊肥私,于是各省布政司或巡抚衙门,粮帮盐帮组织,纷纷在通州设立漕运总局或漕运会馆,负责交纳漕粮,如江苏漕运局、江西会馆等虽然不是官方衙署,却与官粮漕运息息相关,如同今日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之驻京办事处。
各省漕船到通州以后,由局馆上报仓场总督衙门,听侯验收,这段时间难免钻营打点使银子,验收时局馆人员随同上坝,对本省漕粮的潮湿及缺欠等事进行处理。江苏与浙江南两局馆还设有公堂,对不法船户尖丁等人有权行讯责打夹号。
江苏漕运总局设于通州北门内贡院胡同,分局设在北关小口。浙江漕运总局设在通州北门内剪子巷,即今安抚胡同,分局在北关砖厂。南方会馆名气最大的,为江西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知州万廷兰率江西运丁,在城内罗家桥修建许真君庙,作为处理江西漕务的会馆,并于道光元年(1821)重修,更名万寿宫。会馆前有戏台,后面三层殿阁,既非庙宇更无神像,只供奉许真君牌位。神话传说:许真君为江西人,曾施法木力斩蛟龙,拯救了江西的百姓庶民,被奉为福王。江西人出外经商或办公务,都祈求真君保佑。每年二月初一或八月下旬,在万寿宫焚香演戏,虔诚祈祷,非常热闹。
北方山东粮帮会馆在新城南关三义庙,其它省份之会馆时断时续,无法确考。
外省商会会馆建在通州的,以山西人所建为最,不仅在州城,张家湾亦有会馆组织,缘于山西人有经商传统和经商头脑,在通州很有势力,至今尚存山西会馆石碑两通,记当年会馆经商捐赠之事。



主要参考书目
光绪版《通州志》
乾隆版《通州志》
民国版《民国志》
《北京城的起原与变迁》邓泰侯仁之著
《水经注》
《池北偶谈》
《畿辅通志》
《长安客话》
《小知录》陆凤藻著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日下旧闻考》
《新唐书》
《汉书》
《后汉书》
《燕山记游》
《北史》
《天工开物》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
《颠覆历史》张志军著
《寺庙与中国文化》段玉明著
《考工记》
《义和团档案史料》
《资治通鉴》
《清史稿》
《通州文史选刊》其中周良先生部分研究成果
《敬柳亭说书》

 张 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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