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安石敬启：昨日承蒙来信赐教，我私下认为与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议论政事常常意见不合，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多有不同的缘故。即使想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谅解，所以只简略地回复，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但又想到您对我的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草率，所以现在详细说明原因，希望您或许能原谅我。

大凡读书人争论的问题，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名义和实际的关系明确了，天下的道理也就清楚了。现在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侵夺官员职权、惹是生非、与民争利、拒绝谏言，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指责。我却认为：接受君主的命令，议定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正，然后交给有关部门执行，这不算是侵夺职权；推行先王的政令，以兴办有利之事、除去弊端，这不算是惹是生非；为国家管理财政，这不算是与民争利；驳斥邪说，责难巧言谄媚的小人，这不算是拒绝谏言。至于怨恨和毁谤很多，这本来就是我早已预料到的。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以讨好众人当作美德。皇帝想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考虑反对者的多少，想出力协助皇帝来抵抗他们，那么众人怎么能不气势汹汹呢？盘庚迁都时，怨恨的是百姓，不只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他的计划，考虑合理而后行动，认定了就不觉得有可后悔的地方。如果您责备我在位时间久了，没能帮助皇帝大有作为，以施恩惠给百姓，那么我承认有罪过；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墨守成规罢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不胜仰慕之至。

赏析：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连写三封长信加以抨击，指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以此书作答，寥寥八百字，刚毅果决，逐条驳斥，展现出改革派领袖的坚定信念与政治家风骨。

《答司马谏议书》也是宋代论辩文的典范，更是一个改革者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独白。它展现了中国士大夫政治中两种理想类型的正面交锋——司马光代表的是稳健保守的秩序维护者，王安石代表的是锐意进取的制度变革者。两种立场均有其价值，但王安石此信所展现的“度义而动、是而不悔”的担当精神，尤为变革时代所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