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王梓夫（1）

郑建山

一

    我早就想写王梓夫了，但迟迟没有下笔，原因呢一是我和梓夫的关系。我和梓夫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他在我心中的位置，丝毫不亚于刘绍棠和浩然，我崇敬他，然而他又是我的朋友，下笔就不能不谨慎了。二是梓夫的艺术丰富多彩，文学体裁多样，我不敢下笔。他写小说，写戏剧，写散文，写报告文学，甚至还写了不少诗……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棒的。有人说他是“漕运史公”，原因呢当然是他的小说“漕运三部曲；即《漕运码头》《漕运古镇》《漕运船帮》；这样说好像也没什么问题；那他的《梨花渡》呢？《异母兄弟》呢……说不清。他的剧本也非常好。他供职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级编剧。中国有两个戏剧剧院最有名气。一个是中国实验话剧院（现与青年艺术剧院合并，更名为中国话剧院），是以演外国戏而闻名；一个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了。北京“人艺”的主要风格以“郭、老、曹”及田汉的剧本为主，有大导演焦菊隐、夏淳；有于是之、刁光覃、舒绣文、田冲、朱琳、童超、郑榕、蓝天野、董行佶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表演艺术家，她早已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的观摩课，就是到人艺看戏。能在这样的艺术殿堂当专业编剧，您没有两下子行吗？您说，这样丰富多彩的人物，我又怎么样写好他呢？嗨，没办法，我想写一批我所认识的通州文人，他是绕不过去的。慎了又慎，我只好动笔了。

    我和梓夫相识于1974年，那时，我正在农村务农，喜欢文学，做着作家梦；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呢就拼命写作；我投了不少稿，终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怎么办呢？就四处求师，我找过张葆森老师，葆森老师在文革前在《北京文艺》上发表过一些作品,有点儿影响；我还找过西集尹家河的郑增顺，郑增顺曾在文化馆的一张油印小报上发表过四句小诗；至于文化馆，我去过几次请教，几位老师倒是挺和气，和我谈了写作技巧，说搞创作得“捻折几根须”，弄得我云山雾罩，不得要领。有一天，我听说通州来了个作家，叫王梓夫，就住在西集的武辛庄。诶呀，我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我迷迷糊糊拿着一篇所谓的小说来到了武辛庄。不错，我还真见到了王梓夫。梓夫那时很是精瘦，中等个子，神采奕奕。他好像正在桌上写东西，他的身旁放着一本书，我记得是《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哎呀，他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梓夫见我进门，先是一怔，随之把我热情迎进了屋。我把我的“小说”递给了他。“王老师，你给我看看，这是我写得小说。”梓夫拿过“小说”仔细地看了看，平静地说：“你还是回去多读点儿书吧”。好家伙，这瓢冷水泼的我，透心凉啊！我如坠深渊；怎么？您这就把我打发了？您倒是讲讲我的小说啊！我很沮丧也很迷茫。回家仔细一琢磨，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说的话难道不对吗？我从16岁中学毕业就开始在家乡务农，您说，农村的什么活儿我没干过呢？通州的河道沟渠有哪个我没挖过啊？我在中学好像只读了半年书就草草毕业了，那半年浑浑噩噩，天天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您说，我能学到什么呢?读书吧，不读书，还要写书，这不是很荒唐吗？不要相信有生活就能写作，勤奋就可以出作品，这是鬼话。从此，我就拼命的读书。其实，对于我们那个偏僻的小乡村来说，我读的书还是不少的。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就读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及《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还有《八十一梦》《李有才板话》，巴金的《家》，外国小说《红与黑》等，特殊时期我读的书反而少了。我回家后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朝花夕拾》《坟》《中国小说史略》《伪自由书》《热风》《且介亭杂文》等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书籍，好像是1972年人文版的，小薄本，非常好读，便于携带。这些作品使我了解上个世纪二三十时代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此外，我还读了《红楼梦》《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我是在知青那里得到的）有半本《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李学熬的《放歌长城岭》、李瑛的《枣林村集》和《红花满山》。浩然老师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新春曲》等。我曾在一本破旧的诗集读了这么一首诗：“……胸中跃动活得形象，茅石就能变化万千，为使石头都有生命，巧取花纹浮想联翩……”。诗的作者是谁，不知道。但我的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广了，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嗨，您还甭说，后来，我还真发表了一些作品，并获得一些文学知识。现在看来，这些作品是非常幼稚可笑的，文学知识也非常浅薄。但他确是我上“中戏”的敲门砖。如果没有它们，我是上不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因为上中戏的第一要件，就是你得在省市级刊物发表过作品。上中戏后我更是如鱼得水，除上课外，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读古希腊悲剧；读莎士比亚，席勒、易卜生、歌德、布莱希特；读大仲马、小仲马、契科夫、高尔基；读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泰戈尔；读郭沫若、曹禺、田汉、老舍……我浸泡在这书海中遨游，仅仅半年就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剧本。说实话，我是非常感谢梓夫的，是他给我指点迷津，使我“一步登天”，由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一个大学生，而且养成读书的好习惯。更重要的是我以后的工作和我的爱好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您说，这不是我一辈子最幸福最惬意的事吗？

    我和梓夫第二次见面是1981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通县文化局业务科工作。哎呀我刚一报到，就碰到了王梓夫。他笑吟吟的指着一张办公桌说，这张桌子抽屉归你了。原来，梓夫就要调到“北京人艺”工作了。我很遗憾，又很高兴，遗憾的是我不能和他一起工作，高兴的是他去了人艺，那是最高的艺术殿堂，那是多少艺术家向往的地方啊！

    我们聊了起来，我感激他在武辛庄对我的指点，他竟然惊诧地说，有这回事吗？我忘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梓夫好像在通县宣传部工作。我很诧异，至今不解，一般说来，宣传部的干事下来后，怎么也得弄个一官半职，到公社当副书记或副乡长副镇长什么的，您怎么一个跟头跌到文化局当干事了呢？我更不解的是当时全国普调工资，只有我和王梓夫没有调，我没有调就算了，我是个实习生吗，梓夫可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他的工资好像只有42块5吧，我这个实习生还46块呢，怎么能不给他调呢？是他要调人艺当编剧呢？那更应该给他调了，应该这是基本工资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些，梓夫好像毫不在乎，非常潇洒，有一首诗，道出他的心境。

一身闲装略显肥，

随方就圆笑嘻嘻。

商潮滚滚偏观海，

官车辚辚好打的。

人情冷暖交南北，

世态炎凉写东西。

自去自来寻佳境，

管它恩怨与是非。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百花齐放，新人辈出，佳作不断。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富有文化传统的通州当然也不例外。当时就出现一批很有前途作者：张桂英在《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被人称为通县的小张洁；孙宝奇呢也写了一些小说，有一篇小说还在《争鸣》上发表；孟宪良的诗歌也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二人整天乐颠颠的像被谁请去喝了喜酒。刘祥、楚学晶也发表了不少作品。梓夫呢，更是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昨日西风》《蜜月日记》，成为闻名遐迩的青年作家了。那年头不知怎么的，文学竟然傲立潮头，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各种笔会层出不穷。梓夫必然在被邀之中。这就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口出恶语，梓夫胸怀坦荡，说话幽默风趣。听闻此事，微微一笑，说他的诗写得还是很好的；那人写得小说也不错。

    梓夫创作起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六十代初，他发表了一篇小说，此小说还被改编成戏剧，演出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他在宣传队当创作员，也发表了和演出很多作品；他和楚学晶合作创作的相声《种子迷》由相声大师侯宝林演出；后来参加浩然领衔的三结合创作组，创作了长篇小说《晨光曲》。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发行了60万册。怎么？您在上“人艺”填写文学成就您怎么就忘了呢？您的创作怎么是1978年呢？难道有什么苦衷吗？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吧：梓夫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在那些特殊时期写的作品，梓夫是非常珍惜的，那是他的青春和汗水；然而他又不得不离开它，因为他要搞真正的文学；唉，权当是练笔吧；二就是我们的某局长了。他说《晨光曲》是集体创作的作品，梓夫不能填在表上。说起来我们这位某局长还真有点儿意思，他有个毛病，特别喜欢给人改稿。有一次，宣传队创作员创作一首歌曲：“人民公社永远是春天”。此君大怒，什么?永远是春天?那高粱棒子怎么长？表演唱呢，人家写“春雷一生震天响”，他给改成“春雷一声鼓雷响”。您想，宣传队那帮小子能绕得了他吗？您说什么叫鼓雷响？弄得某局长张口结舌，相当尴尬，这当然是耳食之谈。好吧，咱们还是说说王梓夫吧！

    进入新时期后，梓夫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他对创作进行艰难的探索。结果，就出现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昨夜西风》（花城出版社出版）。浩然老师对梓夫这部作品颇为赞赏，他在《昨日西风序》中赞道：“……在那一个历史阶段里，梓夫和他的伙伴们（指北京郊区县的业余作者）就境遇和条件比较，确实没有太大的不同之处。‘不同’，恰恰是在后来（他的探索）。……他的探索是艰辛的，是困难的。等到《爱情，你在哪里》和《幸福，你在哪里》这一对姊妹篇问世，我们高兴地看到，梓夫的艺术才华得以闪现，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两篇小说的题材新，人物新，表达的思想观念新，全不落套；连文学语言都较之过去明快、流畅，富有新鲜之感。假如不从‘主题先行’和‘闭门突出’等左倾思潮造成的创作模式中跳出来……那么，梓夫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真切感人的作品来！”……“他是先觉悟，先起步，先冲闯，先成功的一个佼佼者！他的成功，有着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体味。我想，正在探索入文学之门的青年作者们，读了这本《昨日西风》，也会得到启发……”

    是啊，梓夫的探索是痛苦的。您想想，要挣脱那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创作旧窠 ，是多么的不容易？当时，中国文坛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创作离不开旧俗套；另外就是伤痕文学盛行，一窝蜂地追时髦，有的人说了几句话过头话就成为作家文人。其实，当时所谓时髦文学，不也是主题先行的变种吗？和以前套路有何不同呢？不也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进行宣传吗？只不过是宣传另一种思想罢了。这样的作品多去了。据说，有一个有名“伤痕文学”作者，竟然跑到某国赌场发牌去了，这不是很讽刺吗？那些吹嘘他的人呢？跑哪去了？如何创作真正的文学，成为大作家，写出大作品，不就是梓夫探索的原因吗？要知道，梓夫虽被称为青年作家，但他已经三十出头了，给他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

    这时，我眼前浮现梓夫的散文集《往事门前》中的一篇《蝉蜕》，《蝉蜕》写他小时候夜晚看“蝉蜕”的那中惊奇，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攀登，‘大马（蝉的幼虫）’移动着那几只僵硬而纤细的腿脚，一步一顿、颤颤悠悠，那肥硕的身躯随时都有坠落下来的危险。然而，却一步不停有如朝圣者跋涉在那漫长的圣徒上，坚韧执著、义无反顾。……一只‘大马’在树杈上停下来……那肥硕的身躯开始蠕动起来，随着蠕动，那几只坚硬而纤细的脚死死地插进了树干里。不知又过了多久，蠕动变成了抽搐。抽搐中，‘大马’的 后背上绽开了一道裂纹。裂纹越张越大，露出了一个鲜嫩、粉红色的，胎儿般的躯体。这个躯体虽然显得弱小娇嫩，但却充满了活力，它在那层厚厚的硬壳里不停地扭动着、挣扎着……终于，一个赤条条的躯体挣脱出来，湿润润的身子，露珠般眼睛，柔软而透明的翅膀……这个新生的躯体我们不再叫它‘大马’，而是叫它‘知了’。它毕竟是一个新的生命，毫不吝惜离开废弃的躯壳，順着树干向上爬去，很勇猛、很急切，似乎在向着一个新的境界冲刺……”

    我想，这不就是王梓夫艰难探索的写照吗？

    王梓夫成功了，他探索出自己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模式。说实话，我是非常佩服梓夫的，探索需要勇气，需要毅力，更需要一种韧劲；需要抛弃很多东西，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搞文学是需要有点儿天赋的，他要有强大的形象思维能力。有人可能喜欢文学，写出那么一两篇作品，最后还是不能成为作家或艺术家，有不少人成为“小老苗”；原因恐怕就是如此吧。我想，梓夫是具备这种天赋的，这种天赋被压制了多少年，是大环境给他腾飞的机会；梓夫抓住这个机会；至于具体环境呢就是他去了“文讲所”（后来的鲁迅文学院），是“文讲所”新时期的第一批学员；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知识，结识了许多朋友。他去了“北京人艺”，“人艺”是艺术家的天堂；“人艺”的艺术家们唤醒了他意识和能力；后来他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是中国著名的学府，在这里他大大的开阔了眼界，学到本领，使他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我想，梓夫如果还在文化局那个只有九个人的小圈子里，浑浑噩噩，鸡吵鹅斗，他会有这样的成果吗？

    在后来的创作中，梓夫凭借天赋和勤奋，探索了人性复杂及大环境及具体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创作出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典型环境中栩栩如生，成为“熟悉的陌生人”。至于有人说他讲的故事（情节），充满传奇色彩，这当然是对的；但不要忘了，“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永不垂朽。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老舍）”他讲的故事，其实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是为人物服务的，是情节，不是编个故事“逗你玩”；这点儿非常重要。

    毫无忌讳地说，《昨日西风》和他以后的作品比起来还是比较稚嫩的，有些还比较粗糙，还有旧的痕迹，但它的确是梓夫创作一个转折点。

    王梓夫成功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梓夫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如泉水般的涌出来，淙淙流入运河文化中。这是梓夫的幸运，也是运河文化的幸运。